學達書庫 > 紀實·歷史紀錄 > 紅星照耀中國 | 上頁 下頁


  紅軍抗擊極大優勢的軍事聯合力量達九年之久,這個非凡的記錄應該拿什麼來解釋呢?紅軍沒有任何大工業基地,沒有大炮,沒有毒氣,沒有飛機,沒有金錢,也沒有南京在同他們作戰時能利用的現代技術,他們是怎樣生存下來並擴大了自己的隊伍的呢?他們採用了什麼樣的軍事戰術?他們是怎樣訓練的?是誰給他們當顧問的?他們裡面有一些俄國軍事天才嗎?是誰領導他們在謀略上不但勝過所有被派來同他們作戰的國民黨將領,而且勝過蔣介石重金聘請來的、以前由希特勒已故的國防軍頭目馮·西克特將軍領導的大批外國顧問?

  中國的蘇維埃是怎樣的?農民支持它嗎?如果不支持,那麼是什麼力量在維繫住它的?共產黨在他們的權力已經鞏固的地區實行「社會主義」達到什麼程度?為什麼紅軍沒有攻佔大城市?這是不是證明紅軍不是真正由無產階級領導的運動,而基本上仍然是農民的造反嗎?中國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口仍然是農業人口,工業體系即使不說是患小兒麻痹症,也還是穿著小兒衫褲,在這樣的國家怎麼談得上「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呢?

  共產黨怎樣穿衣?怎樣吃飯?怎樣娛樂?怎樣戀愛?怎樣工作?他們的婚姻法是怎樣的?他們的婦女真的象國民黨宣傳所說的那樣是被「公妻」的嗎?中國的「紅色工廠」是怎樣的?紅色劇團是怎樣的?他們是怎樣組織經濟的?公共衛生、娛樂、教育和「紅色文化」又是怎樣的?

  紅軍的兵力有多少?真象共產國際出版物所吹噓的那樣有五十萬人嗎?果真如此,他們為什麼沒有能奪取政權呢?他們的武器和彈藥是從哪裡來的?它是一支有紀律的軍隊嗎?它的士氣怎麼樣?官兵生活真是一樣嗎?如果像蔣介石總司令在一九三五年所宣佈的那樣,南京已經「消滅了共匪的威脅」,那末共產黨到一九三七年在中國戰略地位最重要的西北佔領了一塊比以前更大的整塊土地,又怎樣解釋呢?如果共產黨真的是完蛋了,那末,為什麼日本在著名的廣田弘毅③第三點中要求南京同東京和納粹德國締結反共協定以「防止亞洲布爾什維化」呢?共產黨是真正「反帝」的嗎?他們真要同日本交戰嗎?在這場戰爭中,莫斯科會幫助他們嗎?或者,像著名的胡適博士拼命說服他在北京的情緒經昂的學生那樣,他們的激烈的抗日口號只不過是爭取公眾同情的詭計和絕望的掙扎,是亡命的漢奸和土匪的最後呼號?

  〔③一九三三年至三六年任日本外相。——譯注〕

  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軍事和政治前景如何?它的具有歷史意義的發展是怎樣的?它能成功麼?一旦成功,對我們意味著什麼?對日本意味著什麼?這種巨大的變化對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會產生什麼影響?它在世界政治上會引起什麼變化?在世界歷史上會引起什麼變化?它對英、美等外國在中國的巨額投資會產生什麼後果?說真的,共產黨究竟有沒有「對外政策」呢?

  最後,共產黨倡議在中國建立「民族統一戰線」,停止內戰,這到底是什麼意思?

  相當一個時期以來,竟沒有一個非共產黨觀察家能夠有把握地、準確地、或是用親身調查過的事實解答這些問題,這似乎是荒唐可笑的。因此,這裡有一個日益使人感到興趣和日益變得重要的值得採訪的消息,正如記者們在無關緊要的枝節問題上發出電訊之餘相互承認的一樣,這是中國的唯一值得採訪的消息。然而,我們大家對它卻一無所知,實在令人可悲。要在「白」區同共產黨人發生聯繫極為困難。

  共產黨人的頭頂上隨時籠罩著死刑的威脅,不論在上等社會裡,或者在非上等社會裡,他們都是不會暴露自己身份的。哪怕在外國租界裡,南京也有出高價雇用的偵探網在那裡活動,其中有G·帕特裡克·吉文斯那樣熱心的反共分子,他原來是上海公共租界英國警務處中主要負責偵緝共產黨的人。據說吉文斯督察每年要逮捕好幾十個共產黨嫌疑犯,大多數年齡在十五歲到二十歲之間,然後由國民黨當局從租界引渡過去加以監禁或處死。一九三四年南京為了酬答這個有名警察的效勞,授給他一枚寶玉勳章和大量現款作為禮物。中國為了要緝拿本國的激進青年,雇用了不少外國偵探,吉文斯不過是其中的一個罷了。

  我們都知道,要對紅色中國有所瞭解,唯一的辦法就是到那裡去一趟。但我們推託說「沒有法子」。有少數人嘗試過,但失敗了。這就被看成是做不到的事。大家都認為沒有誰能夠進了紅區後活著回來的。在報紙受到象意大利或德國那樣嚴格檢查和管制的國家裡,長年累月的反共宣傳就有那麼大的力量。

  後來,到一九三六年六月,我的一位中國好友帶給我中國西北出現了使人驚訝的政治局面的消息——這後來終於導致蔣介石總司令被扣的驚人事件,扭轉了中國歷史的潮流。但是,當時對我來說更重要的是,我在得到上述消息的同時,瞭解到我可能有辦法進入紅區。這需要我立即動身。機會千載難逢,不能錯過。我決定抓住這個機會,設法打破這一已經持續了九年的新聞封鎖。

  我那樣做,確實是有危險的,不過後來報上發表我的死訊,說是「已遭土匪殺害」,那又太誇張了。但是多年來關於共產黨暴行的恐怖故事層出不窮地充斥於中國那些領津貼的本國報紙和外國報紙,在這種情況下,我在旅途上很少有什麼東西可以叫我感到放心的。說實在的,除了帶著一封給蘇維埃政府主席毛澤東的介紹信,確實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叫我感到放心。我只要找到他就行了。這要經過怎樣的冒險呢?我不知道。但是,在這些年的國共內戰中,已經有千千萬萬的人犧牲了生命。為了要探明事情的真相,難道不值得拿一個外國人的腦袋去冒一下險嗎?我發現我同這個腦袋正好有些聯繫,但是我的結論是,這個代價不算太高。

  就是懷著這種冒險的心情,我出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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