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22)

二二

　　◎第七章　擔架上的「陰謀」

　　一過於都河，毛澤東便開始坐擔架長征。不過，這並不是因為他不習慣在鄉間走路。紅軍的領導人中大概沒有誰比他在中國的窮鄉僻壤翻山越嶺走過更多的路程。從孩提時起，不論到哪裡，他都是徒步行走。一個農民的孩子是沒有其他交通工具的。在長沙師範學習期間，他與朋友肖瑜在六星期裡步行周遊了湘南的六個縣。他們沿路乞討，這是肖瑜的主意。兩人身無分文，衣衫襤褸，帶著破傘和小包，裝著筆記本和換洗內衣。他們靠農民、偶爾也靠城裡人的施捨為生。這次外出周遊既是一次探險，也是一次考察。他們發現，依靠自己的機智和人們的慷慨可以生活下去。這時，毛澤東第一次開始用分析的眼光來研究農村。

　　這次與肖一道外出，在某種意義上來說是他一九二七年一、二月考察農民運動的預演。當時中國革命正風起雲湧，共產黨和國民黨在蔣介石的旗幟下一同北伐。毛這時回到農村，開始進行歷時五個星期，足跡遍及湖南五個縣的旅行。正是在這一次旅行的基礎上，他寫下了著名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提出了他對農民運動的態度，報告了黨的中央委員會，而中央委員會對此表示懷疑和反對。

　　毛預言：「很短的時間內，將有幾萬萬農民……起來，其勢如暴風驟雨，迅猛異常，無論什麼大的力量都將壓抑不住。」

　　他寫道：「一切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污吏、土豪劣紳，都將被他們葬入墳墓。」「站在他們的前頭領導他們呢？還是站在他們的後頭指手畫腳地批評他們呢？還是站在他們的對面反對他們呢？每個中國人對於這三項都有選擇的自由……」

　　只能選擇第一條道路，這在他的心目中是沒有絲毫疑問的。「一切革命同志須知：」他說，「國民革命需要一個大的農村變動」，無須為「過分」問題擔心。「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暴烈的行動。」

　　基於這些調查的結果，毛澤東才堅定地高舉起農民運動的旗幟。後來，他對埃德加·斯諾說：誰贏得農民就能贏得中國，解決了土地問題就能贏得農民。

　　毛澤東和肖瑜的旅行以及歷時五個星期的農村調查，也為日後的長征做了準備。從秋收起義開始，他就一直住在農村，有時騎馬，有時步行。他身上的肌肉變得堅韌發達。可是目前他由於長期患疾病而身體虛弱。傅連障用最好的奎寧藥，治好了他的病，但未能有效地使他恢復體力。傅大夫一直鼓勵他多吃點東西。一天晚上，他給他帶來一隻燉雞。但他說這是特殊化，一定要傅分吃了半隻。

　　而這時和後來的相當一段時間裡，他一直坐著擔架趕路。擔架是由兩根堅韌的長竹杆和繩網組成的，既輕便，又有彈性，就象水手的網狀吊床一樣上下左右地晃蕩。他那只有六英尺長的瘦高個兒，深深地陷在擔架裡，在睡覺時不會被晃出來，因此也沒有必要綁在擔架上。兩名年輕力壯的戰士抬著擔架，把竹杆扛在肩上。竹杆很長，因此他們可以看清腳下的路—一在羊腸小道上走路，這一點是十分重要的。

　　有的擔架上蓋著油布或油紙，這樣，在細雨濛濛的山區，擔架上的人就能免遭雨淋。毛澤東因此可以在雨中睡覺，而且常常如此。

　　差不多所有坐擔架的都是共產黨的高級領導人。周恩來的夫人鄧穎超那時患了肺病，不時地吐血，長征的大部分時間她也是在擔架上度過的。

　　一九八四年身任中國共產黨總書記的胡耀邦在一九三四年是青年團的領導人。長征開始後三天，他便患了瘧疾，一個多月才康復。他說自己能夠活下來應歸功於擔架和良好的醫療。

　　有意思是，擔架變成了討論政治的舞臺，為毛澤東重新掌權、領導長征免遭覆滅鋪平了道路。

　　這些談話就在毛澤東和曾在舊金山當過編輯的洛甫，以及傷口未愈的政治局候補委員、關鍵的「布爾什維克」王稼祥之間進行。王稼祥在整個長征途中都由擔架抬著。長征初期，他與毛澤東形影不離，晚上一起宿營，談呀，談呀，談個沒完。王平時沉默寡言，酷愛看書。和毛澤東一樣，他也出身于一個富裕農民家庭。他的父親想讓他接管家業，但他卻執意要上學，結果到上海，進了進步的上海大學。他參加了激進的青年運動，並於一九二五年前往莫斯科。他不能算在所謂的「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之內，但他支持過他們的觀點。

　　王稼祥長得瘦削。他受傷前就瘦，受傷後更瘦，一輩子都瘦。他的夫人朱仲麗形容說，他的臉略呈方形，前額顯得較寬。他善於演講，雖不象毛那樣質樸，但也不乏幽默感。他最喜歡中國古典小說《紅樓夢》不過他什麼書都讀。從俄國回來後，他特別喜歡高爾基和托爾斯泰的著作。

　　在擔架上和篝火旁的朝夕相處，使毛澤東和王稼祥相互越來越瞭解，並有機會分析在江西所發生的事情，以及長征途中的情況。毛談到戰術上的錯誤，特別是導致廣昌慘敗的錯誤。他的論點給王稼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到一個月的時間，王便倒向了毛的一邊。後來，毛澤東認為在擊敗李德和博古的鬥爭中，他起了最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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