貞觀之治(51)_學達書庫

五一

　　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魏徵才指出守成更難。魏徵希望他的提醒可以讓太宗居安思危，繼續保持貞觀前期的作風，從而將貞觀之治保持下去。

　　在貞觀十三年（639），魏徵還特地上疏，明確指出這些年以來，太宗在十個方面都有漸不克終的苗頭。其中一個就是濫用民力，還說百姓沒有事情幹就生驕逸之心，只有讓他們多服勞役才容易管束。這與貞觀前期的安民之道無疑是天差地別。太宗看了，深表讚賞，跟魏徵說：「卿所上疏，朕已經令人寫在了屏風上，可以方便常常觀看，提醒自己。」

　　說實話，魏徵經常性的提示，確實使太宗思想上提高了許多警惕。貞觀十五年（641），太宗還對侍臣們說：「朕有二喜一懼。這些年來糧食豐收，長安一鬥粟才三、四錢，這是一喜；邊境安寧，四方臣服，這是二喜。但天下太平則驕侈易生，驕侈將導致危亡，這是朕害怕的事情。」這說明魏徵提出的居安思危、善始慎終等政治原則很大程度上還是受到了太宗的重視，為貞觀之治局面能夠持續較長的時間發揮了重要作用。

　　而魏徵之所以能夠做到高瞻遠矚，幫助太宗在天下大亂之後制定出迅速實現天下大治的方針，並在不同時期提出針對性很強的治國原則，協助太宗開創並維護貞觀之治的良好局面，是與他自身的知識修養和經歷分不開的。

　　一來魏徵掌握了儒家統治理論，有深厚的理論基礎。魏徵在隋末的時候跟從當時大儒王通（文中子）學習儒家經典，尤其是對《尚書》和《禮記》等有專門研究，對儒家治國理論有深入探討。

　　貞觀三年（629），太宗任命魏徵擔任掌管本朝國家圖書秘笈的秘書監，參預朝政。魏徵鑒於當時喪亂之後，典章紛雜，建議太宗召集學者校定四部書。在他的領導下，經過數年的工作，完善了國家的圖書收藏。後來魏徵又認為戴聖《禮記》編次不倫，所以親自花費了數年時間，編寫了《類禮》二十卷，以類相從。不僅削減了原書的重複之處，並且采先儒的訓注進行了注釋。甚獲當時好評。

　　魏徵除了擁有豐富的理論知識外，還努力提醒太宗將其中積極的思想落實到政策制度上來。從前面魏徵提出的那些修身啊、兼聽啊、慎終啊等等問題就可以看出來。他可以說在任何時候都不忘記自己的這一使命。

　　有一次，太宗在洛陽宮宴請群臣，酒酣之時，要求每人各就一事賦詩一首。

　　太宗自己先說：「朕就《尚書》來賦一首：日昃玩百篇，臨燈披《五典》。夏康既逸豫，商辛亦流湎。恣情昏主多，克己明君鮮。滅身資累惡，成名由積善。」大家都一起拍手稱好。

　　魏徵則說：「那臣來賦西漢：受降臨軹道，爭長趣鴻門。驅傳渭橋上，觀兵細柳屯。夜宴經柏谷，朝游出杜原。終藉叔孫禮，方知皇帝尊。」

　　太宗聽了，說：「魏徵他是要借西漢初年叔孫通幫助劉邦制禮作樂的事，來建議朕從儒家經典吸取治國思想啊！魏徵每次說話，都一定要用禮來約束我啊！真是用心良苦。朕會好好記得的。」

　　的確，貞觀一朝在繼西漢董仲舒之後，第二次全面地將儒家思想落實到治國實踐，並將儒家的外王理論發揮到了極至。這其中魏徵的貢獻十分巨大。

　　其次，魏徵對歷史非常熟悉，瞭解歷代治國經驗教訓。縱觀魏徵的各種章表奏疏，無處不在大量地引用歷史典故。他還是貞觀時期編修史書的主要負責人，當時的分工是令狐德、岑文本撰《周史》，孔穎達、許敬宗撰《隋史》，姚思廉撰《梁史》、《陳史》，李百藥撰《齊史》。魏徵則對這些史書進行統稿，並作序論，這些書修成後，都受到了時論的稱讚。魏徵還主持編撰了五十卷的《群書治要》，從歷史典籍中總結了許多治國思想。

　　太宗對歷史的高度重視其實也受了魏徵的影響。太宗知道魏徵有淵博的歷史知識，故而經常與他討論歷史上的治亂興替。貞觀七年（633），太宗有一次對魏徵說：「自古以來，諸侯王能自己保全自己的特別少。這都是由於從小生長於富貴之中，驕奢淫逸，大多不理解親君子遠小人的道理。朕希望所有子弟都能知道一些自古諸侯王的言行舉止，多多警惕，最後能夠善終。愛卿為朕編一本這樣的書吧，採錄一些古來帝王子弟成敗的事情。」

　　後來魏徵將書獻上，太宗定名為《自古諸侯王善惡錄》，遍賜諸王，令他們好好學習。

　　魏徵瞭解社會現實，能夠把握住社會動向。因為魏徵曾參加過隋末農民戰爭，是從瓦崗寨上走下來的，對社會現實有著深切的體會，所以他提出的政策往往有很強的現實性，能夠切中要害。而太宗也十分看重這一點。

　　魏徵的這些素質決定了他的意見對太宗治國十分有意義。太宗也深深明白，魏徵就如同他的警鐘一樣。與房、杜比較起來，魏徵對貞觀一朝的貢獻主要在治國方略的制定上，而房、杜則主要在國家政務的處理上。不過他們都為貞觀之治的形成盡了自己的一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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