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刑警的日子(60)_藍衣

六〇

　　我們是有規定的，進入現場不能戴口罩，不能封閉嗅覺，因為你要通過嗅覺判斷許多東西，譬如有沒有汽油、酒精、特殊刺激性味道等。第一反應、第一直覺，現場什麼樣，這得知道。但我判斷，以群眾報備鬧蒼蠅為基礎，裡面趴著那位指定是高度腐爛了。高度腐爛的那個臭味一出來，你就甭想聞見別的其他什麼了。那味道，躥腦門。再說了，還有我呢，我的鼻子就夠用了。李昱剛要是再吐了，才真是跟技術部過不去。

　　今天先我們一步出發的是技術部第二小隊，隊長小錢比我小五六歲，雖然年輕但經驗豐富，工作一貫盡職盡責。現如今，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進步，技術人員是非常有必要的配備。小到一個衣物纖維。一個刮擦痕跡，都很可能是我們判斷破案的關鍵。

　　技術人員專門勘查現場，收集各類證據，給我們提供好多有利的東西。而我們偵查人員，把這些情況全綜合起來之後，就能更快地抽絲剝繭直指凶嫌。這方面比從前不知道強了多少倍。法律要靠證據說話，而我們的技術人員就是最佳的證據採集者。通過精准的證據採集，我們曾攻克過不少心理素質極強的罪犯，讓他們認罪伏法。

　　我敲了敲門，來開門的是第二小隊的現場技術員小秦，姑娘朝我點了點頭，讓出路來方便我們進入。這股子屍臭唉，真不是亂蓋的，太臭了，直沖腦門。我回頭看了眼李昱剛，他擰緊的眉頭告訴我，戴口罩也沒什麼用。但他還是很堅強的，跟在我身後堅定不移。

　　這是一套兩室一廳的公寓，客廳大，主臥也大，還帶個衛生間，次臥小一點，放著一面也不知道是什麼的什麼，就是一個架子，掛了好多鐘，類似那種鐘樓大鐘的縮小版。

　　溜著牆根往裡走也是我們的工作習慣，儘量避讓痕跡、避讓證物，但這回我看必要性不大了。死者面朝下趴在臥室中央，順著臥室流出來的黃水幾乎淹沒了客廳。他的屍體，肉已經沒有了，基本上就是一個骨頭架了，身上的肉呢，變成水了，流得滿屋都是，全是黃水，除了黃水就是凝固幹結的黑色血跡。蛆都沒有了，只剩蛆殼。屍體上應該長白蛆，比如說一個月、半個月長白蛆，白蛆都沒有了，這下面全是蛆殼，整個屋裡頭全是。不鬧蠅災才怪呢！

　　這都不僅僅是高度腐敗了，這是完全腐爛。勉強能分辨像出來他被殺時穿著背心褲衩，整個身體就在那兒趴著，旁邊的床頭櫃上有一個煙缸，裡面的煙抽了半截兒。由於是這麼一個情況，等於現場的基本東西全被破壞了，什麼足跡、纖維就別想了，化水的屍體把一切都淹沒了。我們，沉浸在一片屍水的海洋裡。我幹刑警這麼多年，這場面也真不多見。說不震撼，那是假的。

　　這屋子，誰一分鐘也不想多待，我都恨不能竄出去一會兒等技術人員來跟我說明情況。但咱有職業素養，咱不是光聽情況就能破案，還得觀察。

　　臥室裡有個東西極其不合時宜。是個洗衣機的箱子。正常人誰也不會把這玩意兒立臥室。我伸手去推，在一旁取證的小錢隔著口罩說：「背後是血跡。」

　　跟著，一牆的噴濺血跡映入眼簾。我看著血跡，又回頭看看屍體趴的位置。怕不是一刀抹脖子吧？目測像。

　　從背後被人一刀結果，這說明啥？什麼人你能放心背對？你至少要認識他，並且熟悉到對之沒有防心。

　　但是這跟屋內的現有情況形成了反差—屋內有明顯的被翻動過的痕跡。

　　你說要是熟人作案吧，除了偽裝現場，沒必要把屋子翻騰得這麼亂。偽裝現場也不是不可能，轉移警方注意力嘛。但現在已知情況太少，還什麼都判斷不了。

　　首要目標只有一個，先知道死者身份。是誰，死在這間屋裡。是不是房主本人，如果不是，租住的人是誰，為什麼死了這麼久才被發現。案發現場是兩室一廳，究竟是合租還是獨居。

　　還有一個問題也很困擾我，那個洗衣機的大箱子，因何擺在那裡，還剛好就遮擋住了血跡。

　　法醫的屍檢報告出來時，我們也確定了死者身份。

　　這位死了八個月的先生，是中國音樂學院的教授楊開新。年齡是60歲。這個人還是一位非常重要的民樂家。他所教授的樂器叫作編鐘。編鐘興起于西周，盛于春秋戰國直至秦漢。用青銅鑄成，由大小不同的扁圓鐘按照音調高低的次序排列起來，懸掛在一個巨大的鐘架上，用丁字形的木槌和長形的棒分別敲打銅鐘，能發出不同的樂音。因為每個鐘的音調不同，按照音譜敲打，可以演奏出美妙的樂曲。簡單來說，是打擊樂器的一種。

　　楊開新教授的身份特殊在，他是現有編鐘演奏家裡的權威人物，可以說，沒有他，這門樂器的傳承就會遭受巨大的打擊。他個人天賦異稟是一方面，代代相傳的技藝又是另一方面。

　　我跟李昱剛看完並沒什麼用的屍檢報告，喪氣得不行。

　　你把它總結下來即是，因為屍體高度腐爛，皮膚、肌肉、脂肪層、內部器官等的流失，僅剩一副骨架子，無法判斷致命死因，也就是說，到底是讓人掐死的、勒死的、捅死的、淹死的，都沒法推論了。死亡時間也極其模糊，參考屍體腐敗程度與季節性溫度、濕度的變化，推斷為六到八個月左右。說白了，啥結論沒有。

　　在此之前我們走訪過楊教授的家人，他們家在和平街，跟楊教授死亡的盤古小區特別近，走路一刻鐘就能到。兩套房產的房主都是死者。我們也很奇怪，老楊一人住兩居室，而他的家人—太太、閨女、兒子，仨人擠在一個一居室裡，這很不靠譜。對此老太太說，因為老楊要帶學生，經常有學生來找他討論學術問題、練奏技巧，所以他用其中一間教課，我們就給他讓地兒，一居室也是大一居，仨人住也還可以，再說了，小女兒在南京讀博士，一年到頭也不怎麼回來。

　　老楊有兩個孩子，一兒一女，湊成一個「好」字。但倆孩子都沒繼承他的編鐘藝術，兒子是公務員，在機關單位任職，女兒尚在南大社會學院求學。

　　我們上家去，只見到了老太太，女兒還不知道自己父親遇害的事兒，兒子還沉浸在悲痛中不願見人。這個我們也不能勉強。

　　和和美美的一家人，老頭子卻橫死在了自家。

　　當時我們初步確定死者身份就請老太太去認過屍，她一見法醫出示給她的老人的內褲就蒙了，說這是她先生的，跟著就暈了。我們把她架出去，又是掐人中又是拍臉好半天她才醒來，問她有沒有心臟病，她「嗷」一聲哭了出來。等情緒平靜了，才跟我們說明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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