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命而生(46)_石一楓

四六

　　▼第十四章

　　不久以後，案件開庭審理。

　　1989年春，許文革夥同他人盜竊汽車發動機，又夥同他人於在押期間逃脫，此兩項罪名成立。但對盜竊和越獄，1992年頒佈的《刑法修正案》與1997年頒佈的新《刑法》在量刑標準上均做出了新的規定，依據「從舊從輕」原則，不再適用1989年執行的舊標準。兩罪並罰，通常可以判處有期徒刑五至六年，案犯主動自首，也可酌情減判。控辯雙方的爭論，集中在許文革在逃期間的表現。在礦井底下救了人，這與本案並無直接關聯，是否可以算作立功？即使算立功，救人的過程並不詳實，證據也不充足，是否可以作為減判的理由？檢察院方面提出如上質疑。一審法院採納了檢方意見，並不認可立功情節，遂將許文革的刑期定為五年。許文革一方不服，隨即提起上訴。考慮到礦難有據可查，警察杜湘東又能證明案犯當時確在礦區，更高一級人民法院並未駁回上訴請求。擇日再審。

　　這時杜湘東明白，他那份證明起到的作用，首先是拖延時間。利用重新開庭之前的一兩個月，許文革的律師又在兢兢業業且效率極高地搜集其他證據。天知道他們雇了多少人、花了多少錢、動用了多少關係，終於在河南平頂山找到了當年那位副礦長。煤礦被封、老闆跑路以後，副礦長也失了業，經親戚介紹先去了陝西榆林，後又輾轉去了河南，幹的都是挖山開礦的活路。被找到時，他已經患有嚴重的塵肺病，許文革的律師立刻替他結清了醫療費用，把他送到北京，一邊洗肺，一邊作證。因為副礦長大部分時間都在特護病房，所以杜湘東並未與他見面，但據說那人的證詞後來成了審判的轉折點。

　　也正是在此期間，案件開始受到媒體的關注。在那些新聞報道裡，許文革被描述成了一個「迷途知返、白手起家的成功人士」，還有一檔名氣很大的電視節目到看守所對他進行了專訪，挖掘其「心路歷程」。節目播出，反響愈發熱烈，不僅法律界的相關人士，就連八竿子打不著的專家也都紛紛發表意見。說話的人一多，便朝著務虛的領域裡去，各路人精兒又會自覺不自覺地選邊兒站隊，演變成了如下兩種論調的激辯：第一，公平至上，資本是有原罪的，中國的資本家更是有原罪的；第二，效率優先，只有對那些「有能力的人」網開一面，社會經濟才能快速發展。前者批判後者信奉「叢林法則」，後者諷刺前者要開「時代倒車」，大家離題萬里，天馬行空，各執一詞。

　　這個插曲的受益者當然是許文革。把水攪得越渾，法院在量刑時，就越有可能採取折中方案：輕了不行，重了更不行。所謂「酌情」，酌的有案情、人情，當然也包括輿情。另一個間接受益者卻是看守所——電視鏡頭裡的監舍整潔明亮，管理有序，建設成績斐然，這相當於用事實回應了近些年來針對我國司法體系的惡意抹黑。上面因勢利導，把單位樹成了典型，於是新所長更忙了，他得隔三岔五出去做報告，還得逢年過節帶著一群眼淚汪汪的在押人員包頓餃子，以供宣傳使用。

　　也是經由媒體報道，杜湘東才弄清了許文革的另一個身份：他已經是一家汽修企業的實際控制人了，廠子在南方，手下雇著百十號人。儘管奔馳車、一天一扔的毛巾內衣和按小時付費的律師都透露出了類似的可能性，但確切得知這個信息，還是令人倒吸一口涼氣。當然，這其中的許多細節有待補充，比如許文革究竟是通過什麼途徑「發跡」的？再比如許文革既然是個逃犯，又是如何管理資產、運營企業的？只不過除了杜湘東以外，並沒有什麼人真會關注那些疑點。人們需要的只是一個勵志的傳奇，一個暴富的神話。

　　也有記者深挖到了杜湘東這條線索，希望能他那兒得到「一手資料」，從而進一步佐證那個傳奇，烘托那個神話。瞭解對方的目的後，杜湘東粗暴地予以拒絕：

　　「滾蛋。」

　　兩個月後，二審宣判。依據《刑法》，犯罪分子的「立功表現」是指「揭發他人或提供重要破案線索，並經核查屬實」，因而在狹義上，許文革的救人行為不能算作立功，但按照最高人民法院頒佈的《關於處理自首和立功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許文革具有明顯的悔罪表現，並對社會做出了重大貢獻，因此仍可參照相應的減刑標準處理。最後判處有期徒刑三年，立即執行。也就是說，上訴目的已經達到。

　　不管怎麼說，這樁跨世紀也跨過了杜湘東年輕歲月的案件，終於在法律層面上塵埃落定。許文革被移交給監獄的當天，劉芬芳提早收攤回家，燉了一鍋豬下水。老所長和老吳也打來電話，如出一轍地問：「不想了吧？」杜湘東回答他們：「早不想了。」然後老所長跟他交流了養生，老吳則介紹了自己在東南亞幾處海灘勝地的見聞，「都他媽大洋馬，扒開屁股才能找著褲衩兒」。又過了幾天，所裡傳達通知，杜湘東結束了短期輪崗，重新回監舍工作。可見對於他這個「老人兒」，所裡還是留著三分面子的。

　　杜湘東卻表示：「我就留在登記處吧。」

　　新所長以為他還在鬧情緒，安撫道：「杜哥，工作離不開您。再說您當年不都是主動申請到一線、到困難的崗位上去嗎，這個傳統得發揚啊。」

　　杜湘東說：「當年是當年，現在就想圖個舒服。」

　　他說的是實話。至此，杜湘東已經目睹許文革實現了他的全套計劃：隨著法制進步，當年的案子如能拖到今天再審，對罪犯是極其有利的，再加上自首和立功等因素，許文革只需要坐上不長時間的牢，就能以很小的代價洗白自己——而恰恰是因為「發了」，今非昔比了，許文革才無比迫切地渴望洗白。如果說許文革是一個幽靈的話，那麼他是一個隨時準備回到陽光之下的幽靈。某個年月把他從人變成了鬼，但在隨後的年月裡，他又從鬼變成了人。這麼想著，杜湘東仿佛又身處在礦井深處，和許文革一起經歷著黑暗中的天崩地裂。他仿佛還看到，當井下所有人都在倉皇失措時，許文革的眼裡卻閃爍著孤注一擲的光芒。許文革早就開始設計他的計劃了，並為此穩紮穩打，步步為營。而再反觀自己，杜湘東卻全然是一個懵懂的、被動的人，他只配被人牽著鼻子走。如果說當年的杜湘東只是承認了失敗，那麼現在，他還感到了徹骨的乏力。

　　於是他不僅從管教的位置上退了下來，進而還變成了這樣一副形象：騎一輛破爛自行車，後座上斜插著一根劣質魚竿；如果離近了，能聞見他身上酒廠起槽的味兒更濃了，還能聽見他的懷裡有只蟈蟈正在吱吱亂叫，聽那五音不全的調門兒，好像也被熏醉了。如此全副武裝的杜湘東從宿舍出發，或者找河邊清靜的地方下竿兒，或者到山腳下給蟈蟈挖野菜，或者去為下崗女工劉芬芳的冷飲攤上貨，總之難得到所裡照個面。對於單位，他有一種很公平的態度：「我不煩他們，他們丫的也別煩我。」而現在，別說領導了，就連交情不錯的幾個小夥子也對他敬而遠之。大家除了覺得跟他混在一起「影響不好」以外，仿佛還害怕從他那兒沾到什麼晦氣。人們對他的稱呼也變了，從「杜哥」升級成了「杜爺」。這個「爺」當然不是「爺爺孫子」的「爺」，而是「北京大爺」的「爺」。定居郊縣十幾年，杜湘東終於混成了一個別人眼裡的北京人。

　　「你墮落了。」另一個北京人劉芬芳抱怨道。

　　「我不早這樣了麼。」杜湘東回答。

　　「那你就是越來越墮落了。」劉芬芳又說。

　　杜湘東不忿：「難道我就沒有墮落的權力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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