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命而生(40)_石一楓

四〇

　　▼第十二章

　　比起剛參加工作時的三年之約，比起越獄事件之後六年有餘的屈辱和困頓，接踵而至的五年簡直像打了個盹兒還沒睜眼就滑過去了。再換個比喻，以前也說日子快，快得像狗攆，那麼後來就像瘋狗在攆了。好像除了「快」本身，生活已經不再值得感慨。

　　當然，這只是杜湘東的個人感受罷了，因其過於主觀，所以並不具有代表性。要是逐一盤點，他也必須承認這些年來的生活變化之重大。譬如變化之一，是劉芬芳下崗了。其實對於這一天，不光是杜湘東，就連劉芬芳也早有心理準備。食品公司每況愈下，冰棍兒汽水早已停產，冷庫裡的豬頭豬腿豬下水也在虧本經營，於是領導們關起門來一合計，索性來了個處理大包圓兒，連豬帶人一塊兒甩給了外商。而外商也不傻，表示豬可以要，人不能留。雙方在談判桌上打了很久的消耗戰，等到敲定改制方案，必須公佈下崗名單時，卻又不約而同地採取閃電戰。那天劉芬芳和她的姐妹們剛轉移完豬腿，就被勒令去簽協議，領買斷工齡的錢。人家還告訴她們，再過不久廠子就沒了，要是不簽，連這點兒錢也領不到。

　　偏在這時，劉芬芳家裡又出了情況。她的一個弟弟急著結婚，另一個弟弟怕吃虧，也扯來個女的要結，兄弟倆瓜分了宣武區那套平房的裡外間，便把父母送給了二姐。二姐沒結婚，房子寬敞還雇著保姆，再加上越有錢越對家裡有愧的心理，即便不是女兒的責任也應承了下來。但這樣一來，卻顯得劉芬芳多餘了——沒人需要她伺候了。劉芬芳只好卷著鋪蓋回到郊縣，她覺得自己是被廠裡和家裡榨幹之後扔出去的，這種心情也決定了她不會給杜湘東好臉色看。因此，杜湘東生活中的第二個變化雖然是與劉芬芳結束分居，但卻感受不到夫妻團圓的喜悅。他必須時刻準備聆聽劉芬芳那更加漫長、頻繁、惡狠狠的抱怨，抱怨的內容則直指第三個變化，即：他們已經淪為了標準意義上的「窮人」。

　　平心而論，如果縱向比較，他們的生活水平一直都在提高，筒子樓單間裡添置了電視、洗衣機、窗式空調，算是基本完成了一間陋室的現代化。但這番現代化的進程卻伴隨著一輪又一輪的節衣縮食和忍辱負重。連單門冰櫃都是劉芬芳她二姐的公司用剩下的，為了把那個號稱八成新的「西門子」牌鐵箱子搬回家，杜湘東借了輛板兒車，愣是從二環邊兒上蹬出了城外。路上正好碰上城管查抄無照攤販，看見他四脖子汗流的模樣，還以為是個收舊電器的，二話不說把他連人帶冰櫃扔上了卡車。他擠在一群賣菜的、賣襪子的以及抱著孩子賣黃色光盤的婦女中間，一直坐到看押點，這才申明自己是一警察。人家自然不信，管他要證件，證件卻沒在身上，於是又給單位打電話。驗明正身後，協管員露出了偽軍打了皇軍的尷尬，連稱「誤會」，又哭笑不得地問：「您怎麼不早說呀？」

　　杜湘東回答：「蹬累了，想蹭段兒你們的車。」

　　作為一名窮人，這是你能占到的少數便宜之一，而一旦既坦然又處心積慮地去占這種便宜，也說明你從困惑階段轉入了適應階段。這樁誤會的解決方案，是城管方面派了一輛小卡車，把杜湘東和他的板兒車、冰櫃一起送回了郊縣。經過看守所正門，剛好遇到當班的同事們去吃晚飯，大家嘻嘻哈哈地笑看杜湘東如何智取城管。這時所裡的人員構成也發生了巨變：老吳那代從「革命時期」過來的管教紛紛退休，接替上來的都是從警校分過來的大學生，有許多學歷比杜湘東還高，正經八百的四年全日制本科畢業。這些年輕人穿著與國際接軌的「九九」式警服，像當年的他一樣身材挺拔，面露英氣。車停下，兩個跟他關係不錯的小夥子繞到後面問：「杜哥，幫您把東西抬上去？」

　　杜湘東卻沒答應。他歪著屁股坐在車鬥上，朝前方的後視鏡裡照了一照。在剛才的那一瞬間，他突然發現年輕同事們看他的目光是似曾相識的。在哪裡見過呢？其實並沒有「見」過，那是若干年前自己看待老吳的眼神：雖然親熱但又不屑、憐憫，同時還夾雜著幾分無可奈何。現在，人家也把他當老吳看了，而且在年歲上比老吳還要提前了。微微鼓起的後視鏡裡映出了一張滑稽變形的臉，兩腮深陷，額頭皺紋交錯，被風吹亂的頭髮白了三分之一。除了牙齒尚在，他的面貌和做派都在活脫脫地向著老吳那個方向飛奔。

　　記得老吳退休時，反倒是揚眉吐氣的。他在平谷的幾間大瓦房喜迎拆遷，又利用老婆家在延慶的種菜大棚開了個採摘園。隨著城市的大幹快上，地廣人稀的郊區冒出了一批土財主，他們舉著小旗到國外豪邁地吐痰，他們開著進口汽車盤踞在村口拉黑活兒，他們在床底下藏了大摞現金以至於錢都長綠毛了，而老吳三生有幸地混成了他們中間的一員。對於故人，老吳是懂得藏富的，直到離開的前夕，他才對那些嘲弄過他鄙夷過他的同事宣佈：

　　「我他媽跟你們才不是一個階級呐。」

　　但杜湘東告別時，他卻仿佛流露出了一絲憂傷。在辦公室裡，老吳抄起窗臺上的半瓶白酒，自己先吱溜一口，又把淡綠色的酒瓶遞給杜湘東，杜湘東便也吱溜一口。吱溜完，老吳拍了拍杜湘東的肩膀：「這些年給你添麻煩了。」

　　杜湘東說：「哪兒的話。」

　　老吳說：「你好好兒的。」

　　杜湘東說：「好好兒的。」

　　老吳又說：「別想那事兒了。」

　　杜湘東說：「不想了。」

　　沒過半年，所長也離開了所裡。倒不是退休，而是肩膀上的舊傷復發，手榴彈彈片鑽進肩胛骨壓迫了神經，一到陰天就疼得直打滾，上面體恤幹部，給安排了個調研員的閒職，基本上是在家養著了。走的時候又趕上下雨，所以所長是用擔架抬出辦公樓的，只能躺著與同事們一一握手。握到杜湘東，所長雖然滿頭大汗，但還是格外加了把力，將他拽近了，顫巍巍道：「耽誤你了，我有責任。」

　　杜湘東說：「您別這麼說。沒您保著，我還不知怎麼收場呢。」

　　所長又說的話，卻與老吳如出一轍：「別想那事兒了。」

　　杜湘東再次保證：「不想了。」

　　當年偷偷跑到大同，沒抓著許文革又牽扯進了一起礦難，當地政府把電話打到了市局，詢問杜湘東是什麼身份、執行的是什麼任務。一問才知道他是在管轄權之外私自展開調查，弄得上級很被動，還是所長求了局裡，好說歹說才把對方的抗議搪塞過去。而既然兩位老同志臨走前都專門勸他，杜湘東實在不好意思辜負人家的苦口婆心，便也決定「不想了」。他現在需要做的，是深入貫徹一種全新的生活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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