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命而生(2)_石一楓

二

　　此後兩年多，杜湘東沒再提調動的事兒。慢慢的，他對看守所的生活也習慣了。單位小有單位小的好，起碼人際關係簡單，不必時刻哈著誰拍著誰，這就很對杜湘東的胃口。郊縣也有郊縣的好，食堂的菜肉都很新鮮。就連寂寞也有寂寞的好，看守所的閱覽室訂了幾本文學雜誌，上面的作家都愛在個人簡介裡聲稱自己是個「享受寂寞的人」。期間還真有個作家來所裡體驗生活，卻怎麼也看不出耐得住寂寞，一來就叫嚷著要到女隊蹲點兒，去記錄女犯人「靈與欲的碰撞」。在假寂寞面前，真寂寞倒成了一件有成就感的事兒。唯一讓杜湘東仍感不痛快的，是有時回警校去參加同學聚會。那些分在重要崗位的同學都熱衷於吹噓最近又破了什麼大案要案——這兩年的案子的確多了，也變得光怪陸離了——什麼在歌廳裡販毒的，冒充港商詐騙的，還有承包了個印刷廠，白天印黨員學習材料晚上印裸體撲克的。光榮負傷的同學更會撩起衣服展示傷疤，還不忘對杜湘東告誡一句：

　　「哥們兒好不容易把人抓進來，你們可得看好了啊。」

　　心裡一不痛快，聚會也懶得參加了。有時一想，留京以後別說沒交上什麼新朋友，就連老朋友都慢慢淡了，這實在有點兒悲哀。但再一想，什麼日子不是過，如果總能這樣，人簡單著，嘴新鮮著，心寂寞著，那其實也挺好。

　　至於重新想起那個三年之約，是因為杜湘東要結婚了。這說來有點兒不可思議：一個生活在荒郊野外的單身漢，想結婚簡直比動物園裡的大熊貓配種都難。其實還是拜所長所賜。那兩年什麼地方都在搞創收，看守所的經費本來就緊張，於是也創。項目之一，就是替輕工業局下屬的食品公司搞加工。所裡組織犯人生產冰棍裡面的那根棍兒，每個禮拜打包運到菜地另一端的冷庫去。剛開始都是所長親自帶人去送，去了兩趟，就指名讓杜湘東代勞了，並且指名讓他找一個叫劉芬芳的冷庫管理員交接。所長還替倆人算了賬：劉芬芳二十一，杜湘東二十五；劉芬芳一米六，杜湘東一米七五；劉芬芳雖然家在北京，工作也在城裡，但她就是個高中畢業，編制是工人，杜湘東雖然是外地人，常年駐守在郊縣，但卻是大學畢業，編制是幹部……以己之長攻彼之短，以彼之長補己之短，怎麼算怎麼「登對」。

　　杜湘東被催著去了兩趟，果然喜歡上了這個長了一雙小說《丹鳳眼》裡的丹鳳眼、留著電影《小街》裡張瑜的髮型，從側面看比從正面看更有風情的冷庫管理員。劉芬芳呢，想必也是喜歡他的。雖然她見到杜湘東的時候冷冷的，不愛說話，但要是有一個禮拜她從城裡趕到冷庫，而杜湘東恰好有事兒沒去，再下個禮拜見面的時候，那種冷淡就會變得更冷，冷得簡直像在賭氣了。這些表現杜湘東剛開始不懂，還是所長和老吳幫他分析出來的。所長認為「這很說明問題」，老吳則進一步對問題給予了通俗易懂的說明：

　　「這妞兒動了春心唄。」

　　倆人就談上了。而相處日久，杜湘東發現劉芬芳也與別人不同——這麼說其實不客觀，因為他從來沒接觸過別的姑娘。假如一定要說，那就是劉芬芳是一個憂愁的人，或者說，是一個願意讓自己顯得憂愁的人。她說話之前習慣先輕歎一口氣，她懂得儘量用有點兒像吉永小百合的側臉而不用如同紅蘋果的正臉面對杜湘東。作為一名冷庫管理員，她的業餘愛好不是通過喝熱豆腐腦來溫暖內臟，而是通過讀席慕蓉的詩和三毛的散文來溫暖心靈。每當很「八十年代」地聊起人生與理想，她的第一反應常是抱怨，末了還會感歎一句「這就是生活的全部嗎」，以使自己的抱怨抽象化、文學化。記得有年「五一」，杜湘東也豁出去了，進城去找劉芬芳，帶她到紅塔禮堂看了場內部放映的美國愛情電影，又到同學裡那些幹部子弟才敢去的「老莫」吃了頓西餐。當這物質精神雙豐收的一天接近尾聲，劉芬芳終於讓他親了親自己洋溢著小豆冰棍味兒的側臉，但剛親完，又是一句抽象的抱怨：

　　「可惜明天又要和昨天一樣。」

　　這一度給杜湘東帶來了苦惱，然而苦惱之餘，他卻離不開劉芬芳了。他嘗試著自己進行分析：劉芬芳是讓他感到累，但這種累是有勁的累，不累反而沒勁了。再進一步分析，他所喜歡的，也許恰恰是劉芬芳對於生活的不滿意。滿意了不就俗了嗎，傻了嗎，沒追求了嗎。假如說杜湘東在這三年裡學會了享受寂寞，那麼劉芬芳的檔次更高，人家享受的是憂愁。他覺得劉芬芳的情緒呼應著他的情緒，這是一種貼心的感覺。

　　倆貼心人就商量著結婚。那個年代結婚很簡單，簡單得都有點兒對不起自己：只要組織批准，父母點頭，有張雙人床就能睡到一塊兒去。杜湘東還有三年的積蓄，他買得起一輛「永久」自行車、一台「熊貓」半導體和一床大紅緞子面兒鋪蓋。日本進口的「松下」電視只好慢慢攢了，再說有錢也弄不著票。不過房子可是現成的，這一點非常關鍵。建所的時候徵收了農民的幾畝地，蓋了兩棟筒子樓，每個管教都能分到一間宿舍。綜合了一下條件，杜湘東覺得自己大概是很夠資格結婚的。可是商量著商量著，就商量出分歧來了。

　　劉芬芳家住宣武區的大雜院兒，工作以前八口人擠在一個裡外間，她睡廚房，腦袋頂著米缸；工作以後食品公司有宿舍，倒是不用頂米缸了，但是一間屋子住了八個女工，人口密度仍未降低。試想能從廚房和集體宿舍搬進筒子樓裡的單間，婚後的生活質量可以說是大為提高的，但劉芬芳不這麼想。她指出，郊縣一間房，不如城裡一張床。那時還沒有房價的概念，劉芬芳所說的是精神生活：城外有什麼呀？除了倉庫就是菜地，地裡躥著農民和農民家的狗。有王府井外文書店嗎？有「北影」內部放映廳嗎？有大學交誼舞會嗎？她羅列完這些，仿佛才想起自己既看不懂外文，也混不進內部電影院，更不是大學生，於是又補充：

　　「就是哪兒也不去，站在長安街上看看電報大樓的燈，心裡也是舒服的。」

　　結論是：她不能從城裡搬到郊縣，更不能把工作也調換到這邊的庫房。杜湘東就提出了一個權宜之計：「或者我們平常分頭住，等到週末或者你下鄉盤庫的時候再過來？」

　　這個提議也遭到了否決。劉芬芳說：「丈夫丈夫，一丈之內才是夫。不結婚則罷，只要結了婚，我就不要離開你。」進而又援舉了幾個剛和中國建交的資本主義國家外交官的事例：甭管多忙多重大的場合，大使和大使夫人寸步不離，走哪兒都挎著。

　　杜湘東就做了難：「那你讓我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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