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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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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進屋,問:「不傷感了?」 萬紫氣鼓鼓地說:「傷感個頭啊?醞釀半天,被你一攪和,什麼情緒都沒有。」 醞釀?大半夜的在露臺上釀眼淚,真拿自己當絳珠仙草轉世啊。 這一趟怪誕的旅行把我體內的記者細胞啟動過度,一猛子達到了娛樂記者的活躍程度。一回到莫斯科,我迅速上MSN找到韋銘,迫不及待地與他分享這兩日的奇遇。我的敘述方式就像一個街頭小報的碎嘴編輯。 韋銘聽完我繪聲繪色的描述,說:「太像了,她可能真的是我們要找的人。我有七成把握。我看事情應該是這樣,他的父親原本是公務員,或許犯了事,全家逃到俄羅斯,為了逃避追捕,他父親獨自過起了隱形生活,這樣他的妻女就能在陽光下正常生活。一家之主在隱居,她家靠誰掙錢?她出手還那麼闊綽,一定有經濟問題。對了,她是什麼國籍?」 我說:「俄羅斯籍,火車上檢票時我見過她的護照。」 韋銘興奮起來:「連國籍都換了,更能說明問題了。」 我說:「我不能認定她父親是外逃貪官,但我看她家的故事也夠熱鬧的,寫不成新聞,寫個小說倒不錯。」 韋銘:「作為市長家的公子,你怎麼一點也不關心政治,滿腦子風花雪月。」 事實上,作為市長家的兒子,我爸從來不希望我關心政治。他說年輕人不關心政治挺好,搞好自己的事業、生活和愛情就夠了,政治是政客們的事情。如果老百姓都能安居樂業,個人利益不受威脅,誰願意操心政府的房價政策、醫改政策、打黑行動呢? 「老百姓不關心政治」才是最好的「政治」。 韋銘聽完,對我父親肅然起敬,卻又歎息道:「什麼時候才能感覺不到政治呢?現階段,每個人都不得不關心政治。」 我說:「等它足夠純淨透明,我們就可以視而不見了。」 韋銘說:「我越發覺得調查外逃貪官的意義重大,把渣子過濾出來,有益於淨化政治家隊伍。」 我說:「談嚴肅話題時,你能不插播廣告嗎?」 正聊著,電話響了,我接起來,頓時被一個失控的女高音震傷鼓膜,我媽厲聲道:「倒楣孩子,跑哪兒野去了?打宿舍電話兩天沒人接,手機也不通。」 我嘿嘿賠笑:「去彼得堡了,手機沒電,忘帶充電器。」 我媽問:「去彼得堡幹什麼?」 我又一次繪聲繪色地描述我的彼得堡之行,並告知我正在調查外逃貪污犯。我媽這種癡迷韓劇的中老年婦女,最害怕聽到這種懸疑片的情節,何況還發生在她兒子身上,她擔憂地問:「調查這個幹什麼?」 我說:「這是我的專業啊,調查、採訪、寫報導。」 我媽:「你以前發的那些稿件不是挺好嗎?報導下使館組織的活動,採訪下優秀留學人員。」 我說:「那算什麼報導?我膩了。我想做個調查型記者,像安娜一樣。」 我想給她講講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婭的傳奇,比起大道理,女人更容易聽懂故事。我媽完全不理會那些大女人的傳奇,只是不停絮叨著小女人的憂慮:「兒子,別調查這個,沾上這些事很危險的,我們在這個圈子裡見得多了,還有記者因此被捕的。」 「就是因為有這樣的怪現象,記者才要更加努力啊。」我辯解著,這時電話裡出現了我爸威嚴的聲音:「你媽說得對,你是畢業班的學生,多花點精力在學習上。」他語氣生硬,像是在給下級部門下達命令,你必須無條件服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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