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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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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不欠你什麼。你那照片是時事新聞報導需要,沒經過你同意,也不構成侵權。懂?」 她沉思了一下,撒開手,我暗自歡喜她悟性之高,一點就透。誰知她是想起了爐子上的小木炭,回頭去稀裡呼嚕鉗進盒子裡,又拖著我要走。有沒搞錯?白天還視我如階級敵人,現在又來攀老鄉套近乎?我還能莫明其妙地去幫一個莫名其妙的人做莫明其妙的事了?我運足內力,十趾抓地,屹然不動。她扭頭瞪我一眼,舉起通紅的木炭,一副要跟我同歸於盡的樣子,為了雙方父母我只好屈服了。 被擄走的路上,我問萬紫,為什麼認定我是日本人,她說因為我用日本相機。我很無奈,每個搞攝影的都很無奈,日本攝影攝像品牌充斥了國際市場,要抵制日貨,不容易啊。後來我換了個萊卡。萬紫說,作為俄羅斯人,她也恨德國,我暗笑:這女的一副納粹嘴臉,她有資格痛恨法西斯,嫌棄德國人嗎?我想蘇聯還和美國冷戰過呢,柯達怕是也看不順眼。萬紫就是這樣一個單純、熱烈的愛國主義者。 收集照片就是收藏世界、收藏時間,那些被剝奪了過去的人比我們更熱衷於這種收藏。戰後的日本、德國不得不與自己的過去割裂,於是國民成了最熱情的拍攝者,內需迫使相機製造業發達起來,我猜是這樣的吧。 我跟著萬紫穿過主樓地下通道來到樓後的空地。有三個人躺在草地上抽水煙,發出咕嚕嚕的水聲,四周彌漫著淡淡的芳香。水煙,我們山坳坳裡老鄉們玩剩下的,如今竟成了風靡歐美的抽煙時尚,因為煙料是水果製成,焦油、尼古丁含量極低,還貼上了健康衛生斯文高雅的標籤。鄉親們玩剩的東西,如今引領了歐美時尚,我多少應該表現出一些可以昇華為民族自豪感的沾沾自喜,但不知為何我總是聯想到禍國殃民的鴉片煙槍,甚是厭惡。 萬紫興奮地介紹我:「看!我找來了攝影師。」正吞雲吐霧的三個人也來了精神,嘰嘰喳喳爭論起來。一會兒中文一會兒俄語,亂七八糟。只是依稀瞭解到,他們是魏何、大周和克拉拉。四位是多年好友,擁有一個名為「紅殤」的樂隊, 萬紫是貝司手,鬼魅豔麗的克拉拉是主唱,陰柔的魏何是吉他手,暴躁的大周是鼓手。他們篩出幾首作品,灌了一張唱片,現在要拍封面了。這個小團體裡三位中國人,唯有克拉拉是俄羅斯人,克拉拉與萬紫十幾年的好友,在萬紫的薰陶下,略通中文,中文造詣達到能囫圇五句禮貌用語和一句經典國罵。 所謂的個性張揚就是指:我要堅持我的,否定你的,還就不告訴你為什麼。這個樂隊個性尤其張揚,各持己見,上千平方公里的莫斯科愣是沒有一塊能把他們四個圈在一起拍照的地方,最後萬紫說:不需要目的地,咱們去掃街,走到哪拍到哪。 次日,我開車到紅場旁邊與他們匯合,這是我最喜歡的集合地點。巨大的莫斯科城以紅場為中心,呈放射狀向外延伸,像這種沒有目的的出遊,城中央無疑是最好的起點。加之俄羅斯人毫無時間觀念可言,難免傻等,紅場是適合等待者自娛自樂的好地方,可以在露天茶座喝杯咖啡,或者去克里姆林宮西北側的亞歷山大花園獨自散步,這裡還有一道特別的風景——幾乎每天都有身著婚紗和禮服的新人在這裡駐足,按照傳統,新人要在婚禮當天來此瞻仰無名烈士墓,向烈士獻花,感謝他們帶來今天的和平。等待時我都帶著相機,日復一日拍攝紅場和克里姆林宮,但永遠不會有兩幀同樣的畫面,它們每日都在變換表情。 我到了紅場,一看只有魏何到了,塞著耳機坐在花壇邊的長椅上聽CD,我招呼他,他拔掉耳塞走上來,微笑著說:「來這麼早?怕是要久等了,姑娘家本來就愛遲到,何況她們是俄羅斯人。」 我會心一笑,俄羅斯人雖然看重承諾,卻從不守時。這可能源於他們率性的基因;也可能和地理氣候有關,地域過分遼闊,難以估算時間;或者是在寒冷的冬天,一場暴風雪,會改變你所有的估算。 魏何客氣而友好地對我說:「今天要辛苦你了。」 「沒事,俊男美女是我喜歡的題材。」被強擄來拍片,我本來滿腹牢騷,可是面對如此謙和的魏何,我又忍不住客套一番。 魏何淺淺一笑,我驚詫,男人的笑容可以這麼乾淨、溫潤,像初中時鄰班的班花。真是荒誕的聯想,我定定神,對他說:「上車吧。」 魏何上了副駕駛座,從自己的隨聲聽裡拿出一張碟,遞給我:「聽聽我們的作品吧,或許對今天的拍攝有幫助。」我把它放進了車的音響,一個空靈清澈的聲音流淌出來,美得令人難以置信。 我詫異地問:「這是克拉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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