趁現在年少如花(4)

四

　　「注入人文情懷。」韋銘用了一個很高級的學院派詞彙。

　　我無語，本以為自己說話已經夠晦澀了，誰知他更澀。我只能掰碎了問：「怎麼注？」

　　韋銘解釋說：「比如一張『9·11』的照片，美國人看到罪惡，想要和平；塔利班看到勝利，想要再接再厲搞恐怖主義。顯然第二種情緒不是媒體應該傳遞的，必須要配上文字譴責恐怖主義，喚醒善良，感化邪惡。」

　　說到「喚醒善良，感化邪惡」時，他表情神聖，我仿佛看到他身後出現了萬丈佛光。我投降了，明明師兄弟一場，他為何總是熱衷於客串師父的角色呢？動不動就念緊箍咒「感化」我。

　　「我為什麼覺得中指姑娘可以用？」韋銘接著說，不等我回答，他自己就解釋起來，「因為我們太弱小了，寫十月革命紀念日，卻不敢奢望採訪俄共領導人，寫不出宏觀龐大的稿子，還好我也不稀罕寫那種稿子。我只想堅持人文特色，講一個故事，刻畫一個人物。可是在千篇一律的十月革命報導中，誰能記住誰的？我們只要有一個眼神被讀者記住，就夠了。她就有這種眼神……」韋銘情意濃濃地看著中指姑娘，我想聖僧被女妖精迷了心智，正準備喚醒他，他突然又換上嚴肅的面孔，冷冰冰地說：「你的中指姑娘想要表達什麼，想好了嗎？快去寫，解釋是必要的。」

　　說完跑步沖回自己宿舍趕稿去了，我目送他的背影，心想：「這個新聞瘋子，已經走火入魔了。」而他一直用他的心理疾病侵犯我，被同化成瘋子，對於我來說也只是個時間問題。

　　我獨自留在房間，與「中指姑娘」無奈對望。小姑娘，你到底有什麼故事？你為什麼要豎中指？我要寫什麼？傳遞什麼價值觀？我走到窗邊，看著滿天狂亂的雪花，臆想一個憤怒女孩的內心世界。

　　我真的不想表達什麼，我只想開一個玩笑挑釁公眾。我們供稿的是一本面向一小撮男性精英人群的時政雜誌，我想知道當他們翻開雜誌，赫然看到一個小姑娘朝他樹立中指，那些心懷天下的時代精英們會是什麼表情？我就想激發他們原始的情緒，而不是用文字將他們引導向同一種情緒。

　　沒有文字，這張照片即便有撼人的眼神，終究還是被韋銘捨棄了。但令人欣慰的是，在學校的新聞圖片展上，「中指姑娘」大獲好評。

　　是兩年後的事情了。

　　2005年，夏。

　　莫斯科的冬季太著名了，於是全世界都理所當然地認為那裡的夏季必然倉促而潦草，想必太陽發出的光與熱剛剛以光速衝刺入俄羅斯的國境線，熱力尚未來得及輻射遍其過分遼闊的幅員，源頭的太陽已經打著哈欠準備退場。其實，莫斯科的夏天很有品質，太陽早出晚歸，格外勤勉。

　　傍晚，陣陣晚風攜著夏日樹木旺盛的鼻息襲入房間。我掐滅了香煙，跳上宿舍的窗臺。我想要是正巧樓下有人看見我，一定很驚慌，以為一個悲情人物要自由落體尋求超脫了。其實我當時只有一個極具浪漫主義色彩的念頭，要呆坐在窗臺上目送太陽歸去。從主樓望出去，漫天的晚霞，如天邊飄來絢麗的紗幔蓋在莫斯科的肩頭，湮沒了城市的浮躁與喧囂，莫斯科在霞光的呵護中變得恬靜安詳。夕陽慵懶地，一點一點地滑進天際邊彩雲層疊的紗床裡。在莫斯科，我喜歡一個人的黃昏，但如此黃昏不會也不應被我獨享，不知主樓五千多套房間中，此時有多少人在自己的窗格子裡與我一起欣賞這道風景呢？

　　主樓是莫斯科大學的標誌。二戰後，史達林下令在莫斯科建造了被稱為七姐妹的七座建築，莫大主樓是七姐妹中的大姐大，因為她最巍峨，還因為她站在高崗上。這個高崗地位了得，是莫斯科之巔，雖然此巔海拔僅220米，大名起得像綽號一樣草率——「麻雀山」。其實蘇聯時期它一度有個威嚴的名字——「列寧山」，可是蘇聯散夥了，列寧也不威風了，「麻雀」又復辟了。個人覺得首都的至高點還是應以英雄命名，好比一個名叫「二麻子」的人和姚明一樣都是高個子，可聽上去二麻子比姚明矮了一大截。說這話我也不怕得罪麻雀小兄弟，畢竟它們也沒什麼民族榮譽感，一旦飛上枝頭，就自稱鳳凰了。

　　為了讓大家對這座遠在莫斯科的樓房印象更鮮活些，更有共同語言一些，我不得不提這件事，有位著名的人曾經在這座樓裡說了一句著名的話：「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是歸根結底是你們的。你們青年人朝氣蓬勃，正在興旺時期，好像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希望寄託在你們身上。」話音一落，禮堂裡熱淚縱橫，掌聲雷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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