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方有個女兒國(26)_白樺

二六

　　我為了不變得那麼兇狠，儘量不走進大牢房裡去。在那裡，為了不讓人撕碎，隨時都要提防，偽裝，眼睛一下也不能眨動！太累了！活著為什麼這麼累呢？每時每刻都有過失在等待著你，為什麼要求億萬人都是沒有一點過失的人呢？人活著就是為了避免過失嗎？沒有過失的人還是有血有肉的人嗎，什麼叫過失呢？如果生活中有那麼多過失，也許那就不是什麼過失了。那些要求別人沒有一點過失的人自己就沒有一點過失嗎？他們真的像是石膏像那麼潔白嗎？當然不是！他們像險惡的獵人為野獸在森林裡設置陷阱一樣，他們把可憐的動物落入陷阱的哀鳴當音樂來享受，這難道不是最大的過失嗎？等到陷阱佈滿一切道路的時候，他們自己還能通行無阻嗎？唉——！」

　　她深深地嘆息了一聲，像從秋天的森林深處傳來的風聲，能想像得到，有千萬片黃葉在飄落……「我又在為我早就厭倦了的事情動感情了，又讓你見笑了！死不改悔的方芸茜！」她冷笑了一下，連連搖著她的短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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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正注視著那扇窗戶，過去，窗上貼的是黑紙；現在，掛上了有藍色小碎花的布窗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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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部在蝸殼裡轟響的柴可夫斯基的「悲愴」交響樂，一段發自一個少女肺腑的獨白，她和我站在這個小牢房和大牢房之間。我太渺小了，我的感情從未承受過這麼美好的負擔，我顯得如此貧乏。在柴可夫斯基的「悲愴」和芸茜的哲理的思索面前，我說什麼都是多餘和愚蠢的。我即使說一夜話也沒有她一句話的重量的十分之一。她的話不是說出來的，而是從幽谷中流泄出的泉水。

　　泉水浸潤著陰暗的林間泥土上自然開放的智慧之花。只有我有幸能看見這些花朵的光亮。我向她靠近，她慢慢把滿臉淚水的臉移在我的肩頭上，雙手抱住我，那麼自然。漸漸我的臉上也沾滿了她的淚和我的淚。後來，我們又用滾燙的臉把她的淚和我的淚烤幹。我感覺到她的柔軟的嘴唇包著牙齒輕輕地假咬我的臉和脖頸。她在尋找我的嘴，那麼自然，找到了！她貪婪地親吻我的嘴。我第一次親吻並第一次知道親吻原來不只是嘴唇貼著嘴唇，我拙笨地照她的樣子複習著。而後比她更貪婪、更熾烈。

　　這時，有一種尖銳的聲音像刺刀一樣猛地沖進我們兩個人的世界，嚇得我們同時互相推開。三秒鐘之後才分辨出這是大街上的高音喇叭裡的人聲：「傳達最新最高指示，注意了！革命的同志們！起來，都起來，我們要傳達最新最高指示了……」

　　芸茜立即掩上窗戶，默默地走到鐵床邊，慢慢坐下來，我跟著她遠離那聲音。當我坐在她身邊的時候，她抱住了我。我感覺到她熾熱的身子變得冰冷，而且在發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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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正注視著那扇窗戶，過去，窗上貼的是黑紙；現在，掛上了有藍色小碎花的布窗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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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抱著一起倒在那張狹小的鐵床上，後來的事情我全部想不起來了。我只知道她並不像我猜想的那樣，是一個什麼都經歷過的小妖精，她還是一個處女。這使我感到失望、沮喪和惶恐不安，尤其是我自己一直不間斷地反問自己：這樣可以嗎？這是合法的嗎？這樣合適嗎？要是有人發現了怎麼辦？她怎麼看我呢？我自己怎麼看自己呢？明天我們在晨光下怎麼見面呢？無數個問題像洪水一樣淹沒了我可能嘗試到的一切。

　　果然，她自己好像在我面前失落什麼，又像是暴露了她的極大的弱點而非常委屈。我們誰也不敢看誰，我只能用眼角的餘光惴惴不安地去觀察她。當我去洗漱的時候，她默默地為我和她自己做好了早飯，兩小碗麥片粥和幾片烤麵包。地上鋪著幾張舊報紙，她席地坐在報紙上，我遲疑著不敢坐，因為我知道每一張報紙上都有領袖像和無數條用黑體字顯示出的「最高指示」，用屁股去坐和用腳去踩都是褻瀆罪。

　　當我看見貼著黑紙的窗戶時，才明白我是在蝸牛殼裡，誰也看不見，只有她能看見我，我能看見她。我淡淡地笑了一聲，坐在她身邊。我們小口小口地啃著麵包，輕聲喝著麥片粥。吃完了，我主動把碗筷收到小廚房裡洗涮。等我回到她身邊的時候，柴可夫斯基的第六交響樂又在蝸牛殼裡擴散開來。她坐在小鐵床上，捧著一個為了暖手的玻璃杯，仰望著晝夜都得亮著的燈泡，她已經超然物外，沉浸在音樂裡了，眼睛裡反射著亮晶晶的燈光。

　　唱片每轉一圈，唱針都要跳動一下，出現柴可夫斯基總譜裡沒有的四分之一拍的雜音和六分之一拍的延緩……

　　我和芸茜生活在一起了，我除了定期戴著大口罩到農場給軍代表送一張蓋有醫院和主治醫生印章的診斷證明之外，芸茜絕對禁止我和外界接觸，我們把為了生活，必須有的外部交往壓縮到最小範圍，由她一人去承擔。我每一次交給軍代表的診斷證明上都寫著：「浸潤性肺結核，活躍期。」

　　每一次軍代表對我都採取敬鬼神而遠之的辦法，用一把醫用鉗子夾著診斷證明書，送到距離眼睛一米遠的地方匆匆一過目，就立刻把我打發走了。他說：「毛主席教導我們說：不要諱疾忌醫。既來之，則安之。好好治療，好好休息，去吧！」當我故意伸出手來和他握別的時候，他沒敢把手伸給我，只揮了揮。我很想笑，但我絕對不能笑。他經常用最高指示教育我們：一不怕死，二不怕苦。他自己卻那麼怕死，肺結核在七十年代根本就不能算是危險的病症了。三十年代的言情小說家才用這種不治之症來製造生死情人的悲劇。

　　「去吧！晚了可沒有班車進城了。」這時——只有這時我才意識到我是一個「有傳染病的病人」。軍代表根本顧不得問我在哪裡往，有沒有什麼困難，靈魂深處還鬧不鬧革命……他的不聞不問倒是在客觀上照顧了我。

　　我的這些源源不斷的診斷證明書是從哪兒來的呢？在那樣恐怖的年代，哪個醫院和醫生敢於為一個在農場裡被改造的小知識份子逃避勞動承擔製造偽證的罪責呢？芸茜告訴我：

　　這些證明都是她從一位目前正走紅的主任醫師那裡要來的。這位醫生曾經是芸茜的鄰居，就住在她對門那套房子裡，現在已經喬遷到著名的紅嶺新村去了。那個新村所以著名是因為新村裡住的都是著名的住戶，有新任的部長、局長，有樣板戲主要演員，有為新貴們看病有功的醫生。這位賈松立醫生就是屬於後一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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