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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秧歌運動和新歌劇創作(5)


  在部隊創作的新歌劇中,《鋼骨鐵筋》和《不要殺他》兩劇較有特色。蘇裡等人集體創作的《鋼骨鐵筋》,描寫八路軍排長和幾名戰士被俘後的英勇鬥爭:敵人想從他們口中知道我方的機密,軟硬兼施,他們都不為所動。這類故事在其他作品中並不少見,但劇作者設計了炊事員老王被抓住後怒斥叛徒,勤務員小劉用鋼筆刺傷逼供的敵人,敵人以當場殺害其母子脅迫排長說出機密等情節,都有些新意;而且能以各人不同的個性,共同表現我軍指戰員寧死不屈的鋼骨鐵筋。

  作為新中國的優秀電影之一的《鋼鐵戰士》,就是根據此劇改編的。在《不要殺他》(晉察冀軍區抗敵劇社集體討論,劉佳執筆)中,一個有嚴重軍閥主義殘餘的團佇列參謀竟下令射擊一個拒不接受他的強迫命令、掉頭跑掉的農民,把人打死了。雖然關於觸發這個衝突的複雜原因,劇本寫得不夠清晰充分,但在事情發生後,部隊在當地召開的群眾大會上宣佈判處肇事者死刑,曾經對他十分氣憤的老鄉轉而替他求情,一片「前方用人,不要殺他」的呼聲等情節都寫得很動人。

  尤其是死者母親的唱詞——「子弟兵打仗流血千千萬,難道我死了孩子叫你賠人。我知道沒有解放軍沒有老百姓,來了共產黨我才翻了身。多少話不知道先說那句好,要償命找那老蔣對頭人」,以及認肇事者作兒子,懇求部隊准他戴罪立功的情節,更是寫得真摯深切。本來,這類事情在實際生活中是極其個別的,帶有很大的偶然性,寫進文學作品,分寸掌握得不好,容易產生消極作用;可是經過作者的藝術提煉,反而是集中地反映出人民軍隊和人民群眾不可分割的血緣關係,具有強烈的感人力量。這個經驗是值得重視的。

  這個時期裡比較著名的新歌劇,還有柯仲平的《無敵民兵》,內容是歌頌邊區民兵英勇擊退國民黨反動派的騷擾。作品根據真實事件寫成,但作了較多的藝術加工,反映了解放戰爭初期陝甘寧邊區複雜的鬥爭形勢。

  一般說來,這些劇作要比前面提到的直接脫胎於秧歌的那些作品篇幅長些,所包含的容量要寬廣些,表演程式上也更為複雜多樣。它們是在人們意識到秧歌劇這種體裁有時難以充分容納所要表現的內容以後,逐步興盛起來的。它們中間,有的主要從傳統的地方戲曲汲取營養,個別作品連對話都十分接近傳統戲曲的說白;有的則著重學習和運用民間的曲調,在戲劇結構上和近代的戲劇形式接近。

  但不管是哪一種,它們都是在新秧歌運動中成長起來的,紮根在群眾之中的,又努力從民族的和民間的戲曲遺產中繼承有用的東西:不僅在形式上如此,在內容上也可以看到其中的內在聯繫。比如故事講究有頭有尾,都有交待;情節緊張,節奏快、起伏大。不少作品以「大團圓」的喜慶場面或者「大報仇」的悲壯情景作為全劇的高潮或者結尾;不同於「五四」以來的新文學作品的處理,而與傳統劇碼相似。這些,特別容易為農民觀眾所接受和喜愛。經過這段探索,終於逐步創造了具有民族特色的、為群眾所喜聞樂見的新歌劇。

  我國的歌劇本有悠久的歷史,地方戲曲大多是歌劇或歌舞劇。「五四」文學革命以後,文學的性質和內容發生變化,傳統的戲曲形式和表現手法不再完全適用于現實的需要了。不斷有人對於創造我國的新歌劇進行摸索。最早的有黎錦暉的《小小畫家》,後來有聶耳、田漢的《揚子江暴風雨》,抗日戰爭爆發以後,魯迅藝術學院的師生在延安演出過《農村曲》、《軍民進行曲》等劇碼。它們都更多地接受了西洋歌劇的形式和手法,沒有能解決歌劇的民族化的課題。

  新秧歌運動的興起,打開了人們的眼界。一九四三年的春節秧歌演出後,有人就撰文指出:「我們渴望著中國新歌劇的誕生,但是很多的眼光不是放在西洋歌劇上,就是放在中國已經定型了的舊劇上。今天,我們也應該看看老百姓自己創造的歌舞劇的形態,它可以給我們多少啟示啊!」(注:安波:《由魯藝的秧歌創作談到秧歌的前途》,《解放日報》1943年4月12日)後來的創作實踐證明:新秧歌運動確實為我國的新歌劇的創作,開闢了一條廣闊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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