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文學史·新秧歌運動和新歌劇創作(4)

新秧歌運動和新歌劇創作(4)

　　有的作品注意保持發揮秧歌的既歌又舞的特點，以此為主，如《夫妻識字》（馬可作）和《栽樹》（賀敬之作）等。但更多的劇作者，從其他劇種吸取了不少因素融入自己的作品。有些專業作家原是寫作話劇的，他們編寫的秧歌劇往往帶有較多的話劇色彩，對話占了很大的比重。由於新秧歌反映的生活，比原先那種閉塞的、相互隔絕的農村環境裡的沉滯單調的生活，遠為複雜豐富，因此，表現方式上的這些改變，正是適應內容變化的需要的。

　　隨著新秧歌運動的深入發展，專業和業餘的文藝工作者對其他民間藝術、戲曲形式，也作了改造和利用，編寫了不同類型、不同體裁的劇作。他們不僅吸收了秧歌的長處，而且借鑒了其他地方劇種和民間藝術的優點，相互融合在一起，創造了民族的新歌劇。這種新型歌劇的創作色彩繽紛，豐富多樣。

　　本時期優秀的和比較優秀的新歌劇，先後有《白毛女》、《王秀鸞》、《劉胡蘭》和《赤葉河》等。這些作品，都是以農村婦女為主角，傾訴她們在封建壓迫下的深重苦難，歌頌她們為創造新生活所作的英勇鬥爭，寫下了她們從不幸走向解放的戰鬥歷程。《赤葉河》（阮章競編劇）寫作時間最遲（一九四七年九月），所寫的內容在時間上說卻是最早的。

　　故事開始在三十年代初的太行山區，王禾子和燕燕成親不久，日子過得艱難，仍然對生活懷著希望。可是地主巧立名目，任意敲詐勒索，使他們家完全破落下來。地主一再調戲燕燕，都被禾子看見，他憤而出走。燕燕自思「活著咽不下這壞名聲」，投河自盡。十多年以後，該地解放了，禾子回家，和地主清算這筆血債。

　　作者從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曾經多次到過這一地區，目擊餓殍白骨遍佈山野的悲慘景象：「我曾經住過的村住，狼窩紮在炕頭上，蒿草長在鍋頭邊」（注：《〈赤葉河〉後記》，1959年人民文學出版社版）。劇本寫於土地改革的風暴席捲解放區農村的年代裡。針對地主階級散佈的謬論，全劇貫串了農民（而決不是地主）才是土地的開拓者和真正主人的思想；並且配合土改鬥爭的需要，充滿了呼喚農民起來控訴、起來復仇的戰鬥激情，因而具有明顯的時代色彩。

　　作者以寫詩著稱，劇中不少歌詞本身就是很好的詩句。象「赤葉河，災難多，不開荒山人挨餓；開荒山就是打鐵鎖，千年萬年逃不脫！」「夜月明，山風吹，訴苦沒完心要碎，眾人前，難忍下，早已燒幹的兩眶淚。」「拉破了的衫兒還能補，撕碎了的心兒怎能綴？火燒過的青山山還在，東流的河水，它永不回！」文字凝煉，形象生動，具有扣人心弦的力量。

　　戰鬥劇社的《劉胡蘭》（又名《女英雄劉胡蘭》，魏風、劉蓮池、朱丹、嚴寄洲、董小吾編劇），是根據真人真事寫成的。年僅十七歲的農村女共產黨員劉胡蘭，為了嚴守黨的機密，壯烈犧牲的事蹟在解放區傳開以後，他們就搜集素材，寫出初稿，很快公演了。以後根據各方面的意見，作過多次重大修改。

　　劇作者最初主要想表彰劉胡蘭的革命氣節，初稿集中描繪她從容就義的經過。隨後，增添了烈士生前的支前等革命活動。這樣的補充，不只比較全面地表現出劉胡蘭「生的偉大，死的光榮」，而且由於較為豐富地塑造了她的形象，後來的犧牲也就能夠激起觀眾更為強烈的悲憤和崇敬。劇本根據觀眾的要求，增寫了解放軍擊斃殺害烈士的兇手的場面，使作品在振奮人心的氣氛中結束。

　　由於劉胡蘭烈士的事蹟，典型地反映了共產黨人的崇高品質和英雄氣概，反映了解放區軍民不惜犧牲一切迎接民主革命的徹底勝利的戰鬥精神，同時也突出地暴露了垂死掙扎的反動派的兇殘；雖然劇本比較粗糙，仍然具有驚心動魄的強烈效果。「彭（德懷）副總司令看過《劉胡蘭》後，號召各個部隊劇團排演它，大量在部隊中演出，以教育部隊。」（注：蓮池：《寫在〈劉胡蘭〉前面》）在部隊演出時，戰士們普遍地提出「為劉胡蘭報仇」，「和劉胡蘭比骨頭」的口號，有力地鼓舞了鬥志。

　　《王秀鸞》（傅鐸編劇）寫了一個農村家庭的悲歡離合。事情發生在「五一掃蕩」後的冀中根據地。公公在外經商，當家的婆婆好吃愛賭，專橫無理，把錢化完了，就變賣東西典當土地。她把兒子（王秀鸞的丈夫）氣跑了，又把王秀鸞母子趕回娘家；到了無法維持生活，自己也棄家去尋丈夫——一家人全被她拆散。王秀鸞一向孝敬婆婆，後來又獨自含辛茹苦，種地紡線，使家中生活有了好轉。

　　這時，當上八路軍的丈夫回家探望，失業的公公也帶了流落異鄉的婆婆回來，一家人重新團聚。婆婆十分羞愧，王秀鸞對她依然尊敬體貼。最後，王秀鸞當上了勞動英雄。在我國的傳統戲曲中，有過不少賢慧忠貞、任勞任怨的勞動婦女的形象，王秀鸞在品格和氣質上和她們頗為相似，作者所著重表彰的似乎也是這些。劇本提出的勞動發家的主題，就經過戰爭的摧殘破壞，農村需要休養生息，發展生產而言，自然是有積極意義的。

　　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的有些論著，對此提出指責，顯然不很妥當。王秀鸞的形象也寫得相當親切動人。不過，整個戲劇衝突是由兇狠懶惰的婆婆和孝順勤勞的兒媳之間的矛盾引起的，故事情節也局限於一個家庭的風波，王秀鸞身上最引人注目的還是來自宗法社會的傳統美德，而不是從根據地成長起來的新的品質，這個人物形象和整個劇本的時代精神都是不夠鮮明的。這才是劇作的思想弱點。

　　新歌劇創作在部隊最為活躍。「部隊是喜歡歌劇的，但要用目前流行的秧歌劇的形式來表演部隊活動，顯然又不適當，一種新式的歌劇必須創造出來以適合於部隊的要求。」（注：任白戈：《〈王克勤班〉這類歌劇值得提倡》）為此，部隊的文藝工作者作了很多努力，也創作了不少新歌劇。除了前面提到的《劉胡蘭》，象晉冀魯豫軍區的《王克勤班》（軍區文藝工作團、六縱文藝工作團集體創作，史超、江濤等執筆）和根據新秧歌劇改編的《軍民一家》（改編者不詳），第四野戰軍的《楊勇立功》（白華編劇），西北軍區的《英雄劉四虎》（軍區政治部文工團集體創作）等，都是受到戰士歡迎的劇碼。除了《楊勇立功》是寫落後戰士轉變，其餘都是歌頌戰士的英勇殺敵和團結友愛的，根據真人真事塑造出值得學習的英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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