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文學史·《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及其歷史意義(4)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及其歷史意義(4)

　　因此，革命的文藝工作者應該把文藝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作為一種自覺的要求。這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為了防止把文藝與政治的關係庸俗化，毛澤東同志又特意指出：「我們所說的文藝服從於政治，這政治是指階級的政治、群眾的政治，不是所謂少數政治家的政治。」無產階級政治與資產階級政治是有原則區別的。真正的無產階級政治，總是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並符合客觀的生活真實的；違背人民利益、違反生活真實的政治，決不會是無產階級的政治。

　　革命的文藝家，既應該以高度的自覺服務於無產階級政治，也應該有高度的勇氣抵制和反對資產階級政治。即使無產階級政治家，也不能保證自己在任何時候總是正確的，也難免有發生錯誤的時候。因此，應該把文藝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的問題和文藝必須真實地反映生活的問題聯繫起來，在重視生活真實的基礎上求得文藝作品的政治性與真實性的統一。毛澤東同志正是用自己明確的語言，強調指明了「無產階級政治家同腐朽了的資產階級政治家的原則區別」，指明了無產階級的政治性與文藝的真實性的完全一致，他說：

　　革命的政治家們，懂得革命的政治科學或政治藝術的政治專家們，他們只是千千萬萬的群眾政治家的領袖，他們的任務在於把群眾政治家的意見集中起來，加以提煉，再使之回到群眾中去，為群眾所接受，所實踐，而不是閉門造車，自作聰明，只此一家」，別無分店的那種貴族式的所謂「政治家，——這是無產階級政治家同腐朽了的資產階級政治家的原則區別。正因為這樣，我們的文藝的政治性和真實性才能夠完全一致。不認識這一點，把無產階級的政治和政治家庸俗化，是不對的。

　　這段話對於正確處理文藝與政治的關係，真實性與傾向性的關係，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導意義。與此同時，為了防止把文藝與政治的關係簡單化，防止把政治理解得過於狹隘、過於機械，《講話》又特意說明文藝所應該服從的是「黨在一定革命時期內所規定的革命任務」。這裡說的「一定革命時期」，是指一個較長的歷史時期；「所規定的革命任務」，是指這個歷史時期革命鬥爭的總任務；文藝從屬於政治，就是從屬於整個歷史階段的革命需要，而不應該狹隘地理解為僅僅是配合當時當地的某項具體政策或某項具體工作任務。

　　因為，正是「黨在一定革命時期內所規定的革命任務」，反映了一定時期的事物發展規律和實際鬥爭需要，體現了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它不僅是全黨的而且也是全國人民的共同的行動綱領和奮鬥目標。作為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一個組成部分的革命文藝，只有為一定革命時期的革命任務服務，才會有正確的方向和道路，才能有效地發揮它的戰鬥作用。

　　要使文藝很好地為政治服務，應該充分尊重文藝的特點。文藝是通過自己的特殊規律來為政治服務的。取消文藝的特殊規律，也就取消了為政治服務本身。毛澤東同志在闡釋文藝與政治的關係時，正是充分注意尊重文藝的特殊規律的。他指出：「政治並不等於藝術，一般的宇宙觀也並不等於藝術創作和藝術批評的方法」，「馬克思主義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藝創作中的現實主義」。

　　如果以為政治上正確就可以不遵循藝術規律，那是一種極端幼稚糊塗因而也極端有害的想法。而且，藝術的特點並不僅僅是一種結果，它貫穿于創作的全過程，滲透進作品的形式和內容。藝術的獨特性並不僅僅在於表現形式，同樣還在於它的內容。按照辯證唯物主義的學說，無論自然界或人類社會中的一切事物，都有它自己的內容和形式，都是內容與形式的辯證統一體。因此，政治和藝術的統一，並不只意味著政治內容找到相應的藝術形式去表現，還要求藝術家從生活中熔煉出能體現自己的政治傾向、美學理想的藝術內容。

　　這裡，重要的問題在於如何依據藝術的特殊規律去探求生活，把政治內容真正融化、滲透、改鑄為藝術內容，而且這個過程又必須十分自然，來不得半點強制和做作。許多偉大作品都有著尖銳的深刻的政治內容，但這種政治內容又是按照藝術的特殊規律和特殊要求來表現的，而不是機械的政治加形象，把抽象的事物具體化，給概念披上形象的外衣。

　　正是在反對公式化概念化這個深刻的意義上，毛澤東同志指出：「政治並不等於藝術」，「學習馬克思主義，是要我們用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的觀點去觀察世界，觀察社會，觀察文學藝術，並不是要我們在文學藝術作品中寫哲學講義。」可以說，重視文藝特徵的思想，貫穿在毛澤東同志《講話》的各個部分。例如，他提出革命的文學家應該把「瞭解人熟悉人的工作」放在「第一位」，並且「應當認真學習群眾的語言」；他認為「必須繼承一切優秀的文學藝術遺產」；他還認為文藝有自己的「特殊問題——藝術方法藝術作風」，並且提出：「應該容許各種各色藝術品的自由競爭」；如此等等。

　　在毛澤東同志看來，「缺乏藝術性的藝術品，無論政治上怎樣進步，也是沒有力量的。因此，我們既反對政治觀點錯誤的藝術品，也反對只有正確的政治觀點而沒有藝術力量的所謂『標語口號式』的傾向。我們應該進行文藝問題上的兩條戰線鬥爭。」所有這些，都顯示了毛澤東同志關於文藝與政治關係的思想是異常豐富而全面的。這些思想對於哺育我國革命文藝的健康成長，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與文藝和政治的關係問題相聯繫，《講話》還闡釋了文藝批評的基本原則，著重論述了兩個批准的問題。

　　列寧在給高爾基的信中，曾提出過這樣的主張：「把文學批評也同黨的工作，同領導全黨的工作更緊密地聯繫起來」（注：《給阿·馬·高爾基》，《列寧全集》第34卷第387頁）。毛澤東同志則進一步認為；文藝批評是「文藝界的主要鬥爭方法之一」，「文藝批評應該發展」。他指出：「文藝批評有兩個標準，一個是政治標準，一個是藝術標準。」在抗日戰爭時期，「按照政治標準來說，一切利於抗日和團結的，鼓勵群眾同心同德的，反對倒退、促成進步的東西，便都是好的；而一切不利於抗日和團結的，鼓動群眾離心離德的，反對進步、拉著人們倒退的東西，便都是壞的。」「按著藝術標準來說，一切藝術性較高的，是好的，或較好的；藝術性較低的，則是壞的，或較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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