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文學史·《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及其歷史意義(2)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及其歷史意義(2)

　　因此，對於他們，首要的還不是「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普及工作的任務更為迫切」。但是，普及又需要指導，普及以後隨著而來的就要求提高，而且還有「幹部所需要的提高」，所以，在重視普及的同時，也不能忽視提高。由此，毛澤東同志提出了普及與提高的著名公式：「我們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礎上的提高，我們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導下的普及。」從而澄清了過去莫衷一是的不少混亂看法。

　　毛澤東同志又指出：「我們的文藝，既然基本上是為工農兵，那末所謂普及，也就是向工農兵普及，所謂提高，也就是從工農兵提高。」「不是把工農兵提到封建階級、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高度』去，而是沿著工農兵自己前進的方向去提高。」這些透闢的一針見血的論述，不僅對於文藝工作，而且對其他許多工作，都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從「為群眾」和「如何為群眾」這個根本問題出發，總結「五四」以來我國文藝運動的歷史經驗，明確地指出了文藝為人民大眾首先為工農兵服務的方向，這是《講話》在文藝史上的一個突出貢獻。

　　《講話》的重大歷史功績，還在於它緊密結合文藝的規律和特點，進一步從作家思想感情和社會生活源泉兩個方面科學地解決了發展無產階級文藝的關鍵問題。文藝作品「都是一定的社會生活在人類頭腦中的反映的產物。革命的文藝，則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頭腦中的反映的產物。」無產階級文藝的建立和發展，既有賴於「革命作家頭腦」這個主觀條件，也有賴於「人民生活」源泉這個客觀條件。只有解決好作家思想感情的轉變和社會生活源泉的獲取這兩方面的關鍵問題，「我們才能有真正為工農兵的文藝，真正無產階級的文藝」。毛澤東同志在《講話》中所提出的作家在學習馬克思主義的同時，「深入工農兵群眾、深入實際鬥爭」，正是解決這兩個關鍵問題的根本途徑。

　　毛澤東同志十分重視小資產階級出身的文藝工作者思想感情的轉變問題。他給文藝大眾化下了新的定義：「什麼叫做大眾化呢？就是我們的文藝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農兵大眾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並且以他自己的經驗為例，具體親切地說明在與工農兵結合的過程中改變思想感情的必要和可能：

　　我是個學生出身的人，在學校養成了一種學生習慣，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學生面前做一點勞動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覺得不象樣子。那時，我覺得世界上乾淨的人只有知識份子，工人農民總是比較髒的。知識份子的衣服，別人的我可以穿，以為是乾淨的；工人農民的衣服，我就不願意穿，以為是髒的。革命了，同工人農民和革命軍的戰士在一起了，我逐漸熟悉他們，他們也逐漸熟悉了我。

　　這時，只是在這時，我才根本地改變了資產階級學校所教給我的那種資產階級的和小資產階級的感情。這時，拿未曾改造的知識份子和工人農民比較，就覺得知識份子不乾淨了，最乾淨的還是工人農民，儘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還是比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都乾淨。這就叫做感情起了變化，由一個階級變到另一個階級。我們知識份子出身的文藝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為群眾所歡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來一個變化，來一番改造。沒有這個變化。沒有這個改造，什麼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

　　毛澤東同志這裡所說明的課題，正是無產階級建設自己的文學時必然要面臨的根本課題。列寧早在十月革命勝利後不久的一九一九年，就在給高爾基的信中提出了文藝家必須到工農兵群眾中去生活和觀察的意見。列寧因為高爾基只住在彼得堡，「受到那些滿懷怨恨的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包圍」，產生了一種不健康的陰鬱情緒而嚴厲批評了他。

　　這位無產階級革命導師勸告高爾基說：「在這裡生活，應當做一個積極的政治家，如果無意於政治，那就應當作為一個藝術家，……到農村或外地的工廠（或前線），去觀察人們怎樣以新的方式建設生活。在那裡，單靠普通的觀察就能很容易地把舊事物的腐爛和新事物的萌芽區別開來。」（注：列寧致高爾基信，《列寧論文學與藝術》第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版，第450—454頁）列寧認為，即使象高爾基這樣做過工、有過複雜生活經厲的大作家，也必須多觀察工農兵的生活，多觀察新事物，以便深刻感受革命和時代的脈搏，克服不健康情緒。

　　到了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的中國，無產階級和當時各個革命階級一起已在局部範圍內有了自己的政權，文藝家面對著當家作主的工農兵群眾，大批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在長期的鬥爭實踐中取得了改造成為無產階級革命者的經驗，在這種新的歷史條件下，列寧的這個意見就得到了毛澤東同志進一步的發展，成為引導作家通過切實可行的途徑走向無產階級化的完整理論。

　　發展無產階級文藝的另一關鍵問題，是能否獲取充足的生活源泉亦即文藝家是否熟悉工農群眾的問題。在這方面，早期無產階級階級文學的一些宣導者也曾有過糊塗思想，即把「文藝品的創造全憑本身的經驗」只看作「是一種謬誤的理論」。他們主張作家可以用「體察」、「想像」來代替生活經驗：「若寫強盜生活，自己一定要去當強盜；寫娼妓生活，自己一定要去當娼妓；……那豈不是笑話嗎？」（注：華希理（蔣光慈）：《論新舊作家與革命文學》，《太陽月刊》1928年4月號）

　　魯迅曾在《上海文藝之一瞥》中批評了這種觀點，他說：「作家生長在舊社會裡，熟悉了舊社會的情形，看慣了舊社會的人物的緣故，所以他能夠體察；對於和他向來沒有關係的無產階級的情形和人物，他就會無能，或者弄成錯誤的描寫了。所以革命文學家，至少是必須和革命共同著生命，或深切地感受著革命的脈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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