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文學史·《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及其歷史意義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及其歷史意義(1)

　　毛澤東同志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也是傑出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家，他在領導中國人民跟國內外敵人進行艱苦卓絕鬥爭的同時，還對革命文化和文藝問題給予了極大的關心和注意。他的《新民主主義》等著作，在中國文化思想建設中佔有很重要的地位。他的《講話》，總結「五四」以來革命文藝發展的基本歷史經驗，聯繫延安和各抗日根據地文藝工作的實際狀況，解決了一系列重大的理論和政策問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在中國思想史和文藝史上都具有里程碑的意義。

　　在《講話》中，給予最大注意並首先加以闡釋的，是文藝「為群眾」以及「如何為群眾」這個根本問題。從當時紛繁複雜的文藝現象中抓住它作為解決問題的鑰匙，顯示了毛澤東同志作為馬克思主義者的敏銳的洞察力。毛澤東同志指出，文藝為什麼人的問題，「本來是馬克思主義者特別是列寧早已解決了的」。早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恩格斯就十分讚賞某些進步作家對「下層等級」的「生活、命運、歡樂和痛苦」的描寫，並譽他們為「時代的旗幟」（注：《大陸上的運動》，《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94頁）。

　　八十年代，恩格斯非常關心反映工人運動的作品，認為工人階級的鬥爭生活，「應當在現實主義領域內佔有自己的地位」（注：《致瑪·哈克奈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462頁）。一九〇五年，列寧寫出了重要著作《黨的組織和党的文學》，提出文學要為「千千萬萬勞動人民服務」。他說：「這將是自由的文學，因為它不是為飽食終日的貴婦人服務，不是為百無聊賴、胖得發愁的『幾萬上等人』服務，而是為千千萬萬勞動人民服務，為這些國家的精華、國家的力量、國家的未來服務。」（注：《列寧選集》第1卷第650頁）

　　十月革命以後，列寧在同蔡特金談話中進一步發揮了這個思想：「藝術是屬於人民的。它必須在廣大勞動群眾的底層有其最深厚的根基。它必須為這些群眾所瞭解和愛好。它必須結合這些群眾的感情、思想和意志，並提高他們。它必須在群眾中間喚起藝術家，並使他們得到發展。」專業作家要「經常把工人和農民放在眼前」（注：《回憶列寧》，《列寧論文學與藝術》第2卷第912、916頁），為他們創作真正偉大的藝術。在「五四」以後的中國，列寧和恩格斯一些論述雖然二十年代後期和三十年代初期就被介紹了過來，但文藝為什麼人的問題在實踐中並未得到解決。「五四」初年一些作家有過「平民文學」、「民眾文學」等主張，後來更提出過文藝屬於工農大眾的口號，開展過多次大眾化的討論，反映了文藝工作者認識的逐步進展。

　　但最初所謂的「平民」、「民眾」，實際上還是城市小資產階級及其知識份子；文藝大眾化被許多人理解為只是作品語言與表現形式的通俗化；革命作家雖也寫過一些反映工農鬥爭生活的比較好的作品，但由於客觀歷史條件的限制，也由於作家主觀思想上的弱點，文藝與工農結合的問題並未真正提上日程。不少左翼作者「各方面都表現出小資產階級的思想感情，但卻錯誤地把這些思想感情認做了無產階級的思想感情」（注：周揚：《馬克思主義與文藝·序言》）。

　　一九四一年前後延安文藝界暴露出的許多問題，正是「五四」以來這些弱點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集中表現。毛澤東同志根據列寧主義的原則，強調指出：「為什麼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必須明確地徹底地解決它」。他從中國的實際情況出發，作了明確具體的說明：

　　我們的文藝，第一是為工人的，這是領導革命的階級。第二是為農民的，他們是革命中最廣大最堅決的同盟軍。第三是為武裝起來了的工人農民即八路軍、新四軍和其他人民武裝隊伍的，這是革命戰爭的主力。第四是為城市小資產階級勞動群眾和知識份子的，他們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們是能夠長期地和我們合作的。這四種人，就是中華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廣大的人民大眾。

　　毛澤東同志要求文藝工作者「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上」「為這四種人服務」，其中又著重強調了「首先是為工農兵」服務。這正是無產階級文藝區別於資產階級的或小資產階級的文藝的重要標誌。「我們主張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當然不是說文藝作品只能寫工農兵」，不能寫其他人（注：周恩來：《在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上的政治報告》，《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紀念文集》第28頁）。在革命發展的各個歷史時期，由於革命任務的不同，參加革命的階級力量不同，文藝服務物件的範圍就會有新的變化，除了工農兵之外，凡是一切贊成、擁護和參加革命與建設事業的階級、階層、社會集團和分子，都應當是文藝的服務物件、工作物件；至於描寫物件，當然更不應該有什麼限制。

　　但是，我們「主要的力量應該放在哪裡，必須弄清楚，不然就不可能反映出這個偉大的時代，不可能反映出創造這個偉大時代的偉大勞動人民。」（注：周恩來：《在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上的政治報告》，《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紀念文集》第28頁）可以說，為人民大眾，為工農兵，這是毛澤東同志歷來考慮文化問題的一個基本出發點。早在一九三八年，他就講新文化應具有「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注：《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毛澤東選集》橫排本第2卷第500頁）。一九四〇年，他提出新民主主義文化就是「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它應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農勞苦民眾服務，並逐漸成為他們的文化」（注：《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選集》橫排本第2卷第666、668頁）。

　　在《講話》中，這種思想更象紅線一樣鮮明地貫穿在《引言》與《結論》的各個部分，構成了文藝辦人民大眾、為工農兵服務的完整明確的綱領。在毛澤東同志看來，「任何一種東西，必須能使人民群眾得到真實的利益，才是好的東西。」他解決普及與提高關係的問題，就是完全著眼於人民大眾的。毛澤東同志指出：「只有從工農兵出發，我們對於普及和提高才能有正確的瞭解，也才能找到普及和提高的正確關係。」在當時歷史條件下，廣大工農兵特別是農民群眾由於長期受著剝削階級的統治，受著封建迷信、愚昧無知以及各種小生產者習慣勢力的束縛，他們迫切要求文化上翻身，思想上解放，要求一個普遍的啟蒙運動，要求得到所急需的容易接受的文化知識和文藝作品，去鼓舞革命熱情和勝利信心，同心同德地跟敵人作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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