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文學史·報告文學、雜文、散文(5)

報告文學、雜文、散文(5)

　　黃鋼的《我看見了八路軍》、《雨——陳賡的兵團是怎樣作戰的》兩篇報告文學，熱情地歌頌了艱苦抗日的人民軍隊，也贏得了社會的好評。此外，天虛的中篇報告《兩個俘虜》是八路軍改造日本戰俘的忠實記載，奚如的《陽明堡火戰》記述了振奮全國的八路軍火燒敵軍飛機場的戰鬥，陳克寒的《八路軍學兵隊》描述了八路軍中一批知識份子學習軍隊生活的有趣經歷，舒群的《西線隨征記》記述了八路軍中男女軍事指揮員和政治工作者的艱苦卓絕的鬥爭事蹟。所有這些報告文學作品，都從不同的方面反映了根據地軍民嶄新的鬥爭生活。

　　與報告文學一起被稱作「文學輕騎」的雜文、隨筆，雖然在抗戰初年不如通訊、報告那樣活躍，隨著形勢的發展也發揮了很大的戰鬥作用。許多雜文作者繼承了左翼文藝運動以來雜文寫作的戰鬥傳統，針砭時弊，揭露侵略者的殘暴與不義，揭露國統區現實的黑暗，歌頌進步的、革命的力量，展示了歷史發展的趨勢，為團結抗戰盡了歷史的責任。尤其在戰爭進入相持階段之後，無論在「孤島」的上海，還是在大後方的桂林、重慶，雜文的寫作一度曾出現頗為繁榮的局面。各個作者在藝術上也發揮了各自的特長，呈現出不同的風格。

　　在大後方，以桂林出的期刊《野草》，重慶《新華日報》的《新華副刊》，《新蜀報》的《蜀道》等為陣地，發表了大量雜文。《野草》由夏衍、宋雲彬、聶紺弩、孟超、秦似等五人合編（第三卷第五期起由秦似個人編輯），一九四〇年八月在桂林創刊，出至一九四三年六月第五卷第五期止，歷時三年，解放戰爭時期又在香港復刊，續出十一集，另有新集二本。

　　這是一個專登雜文的小型刊物，每期文章篇幅短小，筆鋒犀利，不僅原來擅長雜文的作家為它寫稿，南社領袖柳亞子，國際問題專家胡愈之，還有郭沫若、茅盾、田漢等，也都經常向《野草》投寄雜文。刊物不僅動員了老作家，還培養了一批年輕的雜文作者，在反對法西斯、反對投降，在批判陶希聖、周作人、「戰國策」派方面，發表了較為集中、較有系統的文章，和《群眾》、《新華副刊》等相呼應，產生了相當廣泛的影響。刊物還出版了《野草叢書》，計初集十種，二集三種。

　　《野草》的重要作家之一是夏衍。夏衍這一時期寫有雜文兩冊，即《此時此地集》和《長途》，均收入《野草叢書》。作者擅長政論。自《救亡日報》內遷，由上海而廣州而桂林，夏衍一直主持筆政，寫了不少政論文章，同時又發表一些雜文和短評，《此時此地集》就是這類文章的結集。作者談的仍是政治，卻往往以個人的感受和經歷出之，所以能夠小中見大，不落窠臼。如《舊家的火葬》，對老家舊屋被遊擊隊燒毀發表感想，暗示舊中國也有在炮火中求得新生的必要；《送綏靖公之辭》，是為英國首相張伯倫「在唐寧街十號的最後一次講話」而寫的，作者向「全世界的大眾」指出了這個「殘酷的歷史」和「深刻的教訓」。其它如《問題要分清楚》、《學英國》、《殘忍的根源》、《論「晚娘」作風》，或就一種現象，深挖社會根源，或據某個特徵，分析內在因緣。

　　至如《憶聶耳》、《少了一個說真話的人（悼孫寒冰）》、《悼念西苓》等篇，雖不過是對個人的哀悼和懷念，而即景生情，言之有物，又莫不和抗戰息息相關。《長途》分兩輯，第一輯為議論文字，收包括《於伶小論》、《論上海現階段的劇運》等文章十二篇，內容以關於戲劇方面為多；第二輯收通訊隨筆，計《長途》、《粵北的春天》、《廣州灣通訊》、《上海見聞別記》、《走險記》等五篇，全是旅途見聞，卻又為極難得的戰時風景畫，民族苦雄，歷歷在目。夏衍文筆澹遠蘊藉，識見深厚廣博，讀來如舊友重逢，西窗閒話，使人覺得娓娓動聽，異常親切。在雜文中別樹一幟。

　　和夏衍一樣，同為《野草》重要作家，在這個時期內著重於雜文寫作的，為聶紺弩。聶紺弩用蕭今度、耳耶等筆名，為《野草》寫稿，每期一篇至兩三篇。他在這時除寫有散文集《沉吟》外，結集的雜文有《歷史的奧秘》、《蛇與塔》、《草醒記》等。前兩本均為《野草叢書》。《歷史的奧秘》內分四欄，共收文章十五篇。其中《歷史的奧秘》一篇，以比較手法，合論托洛茨基與汪精衛，對那些「借敵國的力量打擊祖國，剪除異己，削弱祖國對敵國的抵抗」的邪惡勢力，鞭撻嚴厲；特別是用擺事實、講道理的方法，批判了所謂「講和也是一種政治主張」的言論，作者指出：「古人說，賣箭的難道比賣盾牌的心眼兒壞些麼？一個惟恐不傷人，一個惟恐傷人。這就不是是不是一種政治主張的問題，而是那政治主張對不對，以及能不能覺悟自己的政治主張或鬥爭方式不對，就馬上懸崖勒馬，痛改前非的問題。」態度誠懇，說理透徹。這和另一篇《記周佛海》一樣，通過人物議論時事，主要是在給汪精衛、周佛海以外的人以教育。此外如《莎士比亞應該後悔》、《失掉南京得到無窮》，一看題目，已從詼諧中體現譏刺。作者行文恣肆，用筆酣鬯，反復駁難，淋漓盡致，恍如湖海波濤，讀來浩瀚跌宕，在雄辯中時時顯出俏皮。

　　《蛇與塔》收雜文十三篇，其中《蛇與塔》一篇，談的是法海借雷峰塔鎮壓白蛇的故事，作者解釋書名時指出：「一面固然是因為裡面有一篇文章，用的是這題目；一面也因為這題目，實在可概括這本書；……」（注：蛇與塔·題記）這是因為全書各篇文章，正如他稍後編的《女權論辯》一樣，談的都是婦女或者與婦女有關的問題。《早醒記》收《給鼠輩》、《擁護〈忠王李秀成〉》、《關於〈擁護忠王李秀成〉》、《知父莫若女》等長短文字十五篇，較多的是與人論辯商討的文章。

　　其中兩篇涉及李秀成，第二篇即系與人通信討論，作者旁徵博引，洋洋灑灑，批駁了自來「以太平天國為『長毛』，以滿清為『我大清』，而滿口『曾文正』、『左文襄』、『胡文忠』」之類「不明是非，不知順逆，不辯邪正」的錯誤觀點，指出抗戰時期，大敵當前，最重要的是「我們的同胞的民族國家觀念」必須十分清楚，十分鮮明，因此為李秀成加上「忠王」稱號，使「是非善惡分明」，「是以正人心，息邪說，距波行，放淫詞」。這篇文章針砭時事，有為而發。其它如《早醒記》、《論封神榜》、《魔鬼的括弧》等篇，也有異曲同工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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