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文學史·報告文學、雜文、散文(3)

報告文學、雜文、散文(3)

　　別動隊隊長說他和他的夥伴是共產黨，讓他們在侵略者飛機、大炮轟炸下「去擋頭陣，做日本的炮灰」。這個狠毒的陰謀使他的心靈受到創傷。當他憤怒地退出別動隊在難民收容所工作時，又遭人忌恨，收到惡毒辱駡的匿名信，最後因為凍餓，由患肺炎轉為「膿胸」而病死，死時「身上還穿著難民的衣服」。王嘉音原是印刷所的「跑街」，他本來不叫王嘉音，是頂了這個預先報上去的名字而參加難民收容所的工作的。他窮困寒酸，但工作幹在實處而又具有堅韌的鬥爭精神。

　　當曹白受到謠言的誹謗時，是他的「堅定的目光」、「猛烈的握手」和「脈脈的溫情」鼓舞了作者。「人是從戰鬥中成長的」，王嘉音常常這樣與戰友共勉。後來他自願參加遊擊隊，在戰鬥中犧牲。曹白滿懷深情為這兩個平凡、質樸而又有著崇高心靈的人物寫下自己的紀念，以生動清新的文筆回憶、追敘，娓娓而談，平易樸實，感情沉痛真摯。這些都使人物心靈的美熠熠生輝，具有較強的感染力量。

　　暴露抗戰現實中痼疾的報告文學作品，還有許多出自一些不很知名的作者。如野渠的長篇報告《傷兵未到以前的一個後方醫院》（注：《文藝陣地》第1卷第5期）寫四川某地的一個傷兵醫院如同一個「後方家庭醫院」，從官長到伙夫大多是院長的親屬，官長中有十分之五、六是抽鴉片的癮君子，看護也有九個是吸毒者。文章在《文藝陣地》上發表時，茅盾說其中所反映的情況「是政治機構不健全」的「小小的『標本』」。落繁的《保長的本領》（注：《文藝陣地》第1卷第5期）寫積極熱情、「善良而簡單」的某民訓中隊長被保長「地頭蛇」陷害、擺佈的情形。茅盾也稱讚「這位不相識的作者寫得多麼真切細膩，實為難得的佳作。」

　　展示了國統區後方抗戰生活新題材的，有以改造日本俘虜為主題的沈起予的長篇報告《人性的恢復》。它在當時同類題材的作品中，是規模較大、寫得較好的一部。作品重點記述了重慶近郊「博愛村」俘虜收容所裡一批日本俘虜轉變立場的過程。這些俘虜最終參加了「在華日本人民反戰同盟」，成為抗日的助力。

　　作品表現了各個俘虜不同的生活經歷，細緻地、合乎情理地揭示了他們思想轉變的歷程，強調地表明瞭在俘虜管理、改造工作中進行思想教育的重要意義。由於作者在親身實踐中建立了對俘虜改造工作的深厚感情，加以早年曾留學日本，熟悉日本的民情風俗，所以俘虜的改造過程寫得具體真實，血肉豐滿；而且展示了許多富於日本民族特色的場景，生活氣息濃郁。作者注意從性格出發展開情節，幾個主要人物寫得個性鮮明。作品筆墨酣暢，讀來饒有興味。

　　抗戰爆發後陸續進入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抗日民主根據地的作家，他們看到了工農群眾在民族鬥爭中已經顯示出來的偉大力量，領略到人民民主政治的優越性，樂於將自己新鮮而有意義的感受，通過真實的記載和描述告訴全國人民，促進抗日運動的開展；因此，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曾致力於通訊、報告文學的寫作。

　　沙汀於一九三八年與何其芳一道到延安，同年十一月即去前線，隨賀龍到一二〇師工作，先後，在晉西北和冀中生活過一段時間。他的傳記性報告文學作品《我所見之H將軍》（又名《隨軍散記》，解放後改名《記賀龍》）寫於一九三九年。這部作品選取了賀龍在一九三八至三九年的一段經歷，歷史地具體地表現了這個特定環境中賀龍的真實性格和崇高品質。作品生動地刻劃了賀龍闊大不羈、豪邁爽直的性格特色，表現了他在民族戰爭和階級鬥爭中的鮮明的愛憎——他的堅定的原則精神，對民族敵人、階級敵人烈火般的憎恨，而對於自己的領袖和戰友，對党，對幹部和群眾，則具有真摯深厚的無產階級感情。

　　作品寫了賀龍對毛主席由衷熱愛，記述了賀龍真誠推崇毛主席的話語：「毛主席在政治上軍事上的天才要有些人來比呢」，「你怕毛主席當真是孔明麼！政略一定，戰略自然清楚」；還生動地追述了在「西安事變」中毛主席勸說一些同志聯蔣抗日時候的情景。作品告訴人們，在一個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眼裡，革命領袖不是神，而是一個真實的人，一個平凡而偉大的人物。在揭示賀龍的精神境界時，作者還善於在特定的境遇中從人物的言談舉止上精細準確地把握和表現出人物思想感情的變化。

　　賀龍有一次忽然一連兩天內變得和平日不同，困頓而沉默，心不在焉，吃不下飯。原來兩天前他在衛生處看到白求恩大夫為傷患動大手術，傷患們在手術中被割斷腳或手的慘痛情景強烈地觸動了他，他說：「腳呀，手呀，堆了一大堆。同志！這就是我們共產黨的肉，共產黨的血呢。」書中這類具有鮮明特色、能夠體現生活本質與人物精神世界的典型事例和生動細節時時可見。

　　賀龍平易近人的作風，他的建立人民共和國的理想，他的朝氣蓬勃、激情洋溢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他那種從實際鬥爭中得來的廣博的社會知識，他的傳奇式的鬥爭經歷，他的革命的人情味等等，都表現得富有特色而不一般化。沙汀以後還將他在敵後根據地的見聞，寫成《同志間》、《小鬼》、《老鄉們》、《通過封鎖線》等十幾篇報告，發表於《抗戰文藝》、《文學月報》等刊物，運用典型的人和事，反映了抗日民主根據地不同于國統區的嶄新面貌，顯示了作者深刻的思想和善於把捉事物本質的才能。

　　和沙汀一樣，在抗日民主根據地生活一段時間，以後又回到大後方發表報告文學的，尚有詩人卞之琳和小說家樓建南（適夷）。卞之琳寫於一九三九年的《第七七二團在太行山一帶》，於次年在昆明出版後，以其內容的真實可信，記敘的樸素無華，引起大後方文藝界的深切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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