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文學史·表現抗日題材的小說(3)

表現抗日題材的小說(3)

　　在崇高與醜惡，人民群眾高漲的抗日熱情與軍政當局阻礙抗戰的種種惡行相交織的圖畫中，作品寫到了各種人物，有憨厚質樸、熱心抗戰、愛恨分明的勤務兵，有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堅持辦報、宣傳抗日的知識份子，有忠於職守、為人正直的部隊副官等等；其中又著重刻劃了一個逃兵粗獷、憨直的性格，揭露了舊軍隊的惡劣習氣對他的腐蝕，突出了他在火車被日寇飛機轟炸的關鍵時刻拚死搶救列車的英勇事蹟。作者稱他筆下這些人物是「當時感覺到的腐朽中的『神奇』」（注：《吳組緗小說散文集·前記》）。正因為作品把這生活中的積極一面表現了出來，所以能夠積極鼓舞人們對抗戰的信心。

　　在正面描寫抗日遊擊活動的小說中，端木蕻良的《螺螄穀》是出現得較早、人物刻劃也比較成功的一篇。這個短篇發表於《抗戰文藝》二卷九期上。作品通過一支遊擊隊被困於絕境，終於依靠集體智慧殲滅了敵人的故事，寫出了幾個頗具性格的人物，其中外號「山柴禾」的年輕遊擊隊員馬亮的形象，塑造得尤為鮮明可愛。端木蕻良本時期還出版過長篇《科爾沁旗草原》（第一部寫成於戰前）和短篇集《風陵渡》等。其中《科爾沁旗草原》以「九一八」前十年間東北農民「推地」鬥爭為題材，表現了農村的階級對立和人民的抗日要求，有較濃的生活氣息和地方色彩。

　　抗戰爆發後來到延安和各抗日民主根據地的小說作家，在創作上同樣取得了顯著的成績。除前已敘述的丘東平以外，這些作家中還有丁玲、劉白羽、、楊朔、周而複、歐陽山、草明等。他們生活在抗日民主根據地這個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環境裡，參加了各方面的實際工作，獲得了真正與工農兵群眾接觸的機會，因而使自己的創作面貌開始發生明顯的變化。

　　他們的作品反映了党領導下抗日軍民的鬥爭生活，充溢著根據地蓬勃的新氣象，出現了新的主題和人物。他們在表現農民和士兵民族意識的覺醒時，往往交織著階級矛盾的線索，作者的階級觀點比較明確，勞動人民的生活、鬥爭和思想感情，較之國統區同一主題的作品表現得更為真實。但是，他們中間大多數人進入根據地與工農兵接觸的時間還不長，文藝工作者必須在與工農兵結合的過程中改造世界觀並獲得創作源泉的認識還不明確，對於工農兵新人物的思想感情還不很熟悉，因此，一部分作品程度不同地存著缺陷。

　　這個時期生活在延安的丁玲，她的短篇小說都收在《一顆未出膛的槍彈》和《我在霞村的時候》兩個集子中。與三十年代初期作品較多地表現知識份子的生活和思想感情不同，此時丁玲的藝術視野更開闊了。不僅在《彭德懷速寫》裡以簡練樸素的筆墨，生動地寫出了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的戰友，中國第一代無產階級軍事專家的威武平易的形象；而且在她的小說中，對工農群眾的描寫也有了更為真實的生活內容。例如，《夜》表現了一個公道正直的農村幹部的優秀品質，寫得深刻感人，富有教育意義。《入伍》在與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怯弱性格的對照中，歌頌了戰士楊明才純樸、堅強的革命品質。曾被選入《解放區短篇創作選》（周揚編）並列為第一篇的《我在霞村的時候》，寫抗日根據地農村中一個名叫貞貞的姑娘，在被日本侵略者擄走並受到侮辱後仍然堅持送情報的工作。

　　後來她回村時受到組織和同志們的關懷、照顧，她也平復了自己精神上所受到的創作，在組織的安排下離家學習，走現了新的生活。人物刻劃生動真實，顯示出作者長於細膩的心理描寫的特色。除了這兩個集子以外，丁玲發表在《穀雨》創刊號上（後由《文藝陣地》轉載）的短篇小說《在醫院中時》，通過年輕女醫生陸萍在一個新建醫院中的所見所聞，揭露和批評了根據地某些部門中存在的管理不善以及小產生者的冷漠，自私，愚昧，也顯示了小資產階級知識青年雖然敏感，熱情，然而缺少韌性，容易流於孤獨和脆弱，強調把希望寄託在知識青年與勞動群眾的結合上。

　　小說的客觀意義在於，較早提示人們去注意一個經濟文化都很落後的國家會在革命過程中遇到怎樣的困難和障礙。不足之處在於：前半部分寫消極面過多，體現正確方向的老革命戰士出現得過晚，結尾過於匆促，因而讀來使人稍感壓抑。延安文藝座談會後，丁玲在深入群眾過程中逐步克服了創作中這類缺點。

　　戰前寫過短篇集《草原上》的劉白羽，進入抗日民主根據地後，寫了《五臺山下》、《龍煙村紀事》、《幸福》等短篇集。其中大部分作品也以農民的民族意識和階級意識的覺醒為主題。《龍煙村紀事》一篇寫一個參加過雜牌軍隊伍但尚未失去貧苦農民勞動本色的莊稼人，如何擺脫舊軍隊給他的羈絆，清除惡劣習氣而參加人民子弟兵的過程。《歌聲響徹山谷》在抗日反漢奸的鬥爭中表現了一個農村少女是怎樣在黨的教育下成長為基層幹部的。

　　《槍》一篇在嚴酷的階級壓迫和民族矛盾的複雜關係中，通過一個貧苦農民由對地主漢奸的個人復仇到具有革命覺悟的成長歷程，突出了農民在民族民主革命中掌握槍桿子的重要性這一尖銳主題。《金英》一篇合乎生活邏輯地寫了一個曾經被迫在日軍中工作、後來被俘的朝鮮女性的覺醒和成長，表現出中朝人民在反帝鬥爭中的共同立場和戰鬥友誼。作者在表現新的社會制度下真正覺醒起來的農民時，感情飽滿真實，階級觀點鮮明，而且大多注意了人物性格的刻劃，思想變化過程寫得較為細緻，敘述描寫中不時輔以抒情筆調，直接抒發對人物的由衷讚美。缺點是用語艱澀，人物動作性不強，心理描寫常失之孤立冗長。

　　楊朔（1913—1968）的中篇《帕米爾高原的流脈》以清除托匪漢奸的鬥爭為中心情節，反映經過士地革命後邊區人民高漲的愛國熱情，將党領導下的邊區譽為中華民族復興史的起點。作品常出現優美的抒情筆調，雖未寫出成功的新人物形象，但人物的質樸心靈及西北高源自然景色的描寫，都能喚起人們對邊區生活的嚮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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