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文學史·雜文、散文和報告文學(3)

雜文、散文和報告文學(3)

　　這些雖在一定程度上表達出了對虛偽驕矜的社會風習的不滿，狀物寫神，娓娓動聽，但又往往只能引導讀者避開現實，在幻想的空中樓閣中暫時忘卻身邊的塵垢和荊棘。稍後的散文具有較多的社會內容，描畫了一些可喜可悲的人物和事件，如《三娘娘》（《車廂社會》）一篇，對城市底層人民艱苦的勞動生活寄寓了深厚的同情。于樸實平淡之中，寫出一些耐人咀嚼的情景和事件，是豐子愷散文的藝術特色。

　　報告文學是在我國人民抗日救亡鬥爭中新興的一種文學樣式。它不同于雜感的偏於說理，也不同於散文的側重抒情，它是文藝性的記事，用對事件的描述來表達對社會現象的批判。它以素描的手段將劇變中的社會生活迅速展示在讀者面前，有助於人們及時認識現實。

　　「左聯」對報告文學大力提倡。在一九三〇年八月「左聯」執委會通過的《無產階級文學運動新的情勢及我們的任務》和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左聯」執委會的決議《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新任務》中，提出了參考和採用「西歐的報告文學」形式「創造我們的報告文學」的任務。「九一八」後，在報刊上開始出現一些短小的反映人民抗日鬥爭的報告性作品，《文藝新聞》刊載了《給在廠的兄弟——關於工廠通訊的任務與內容》、《報告文學論》等提倡和介紹報告文學的文章。《北斗》上也發表了有關報告文學理論的譯文。這可以說是我國報告文學的萌芽時期。「一二八」戰爭發生，很多進步作家到前線去，寫了不少反映戰爭情況的報告，刊載於《烽火》（《文藝新聞》戰時特刊）和《北斗》等雜誌上，執筆者有鄭伯奇、適夷等和一些業餘的文藝青年。

　　還有一些報導收在《上海事變與報告文學》（一九三二年四月出版）一書裡。隨著反帝運動的開展，報告文學與「文藝通訊員運動」結合，作者和題材範圍更加擴大，參加寫作的有工人、農民、兵士、學生、店員；人民大眾在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下的災難和反抗成了描寫的主要內容。一九三六年出版的《活的記錄》一書，就是各地較好的報告文學作品的選輯。在本時期最後兩年內，由於抗日運動的高漲和「國防文學」的宣導，加之捷克著名報告文學作家基希《秘密的中國》和墨西哥人愛密勒《上海——冒險家的樂園》中譯本先後發表，進一步促進了報告文學的發展。

　　一九三六年茅盾主編的《中國的一日》和稍後由梅雨主編的《上海的一日》，所收輯的文章都是用報告文學的形式寫成的。茅盾在《中國的一日》的《序》裡指出：「在這醜惡與聖潔，光明與黑暗交織著的『橫斷面』上，我們看出了樂觀，看出了希望，看出了人民大眾的覺醒；因為一面固然是荒淫與無恥，然而又一面是嚴肅的工作！」這些作品，確實相當廣泛地反映了社會生活的面貌。

　　本時期的報告文學創作也出現了優秀的作品。一九三六年六月，夏衍的《包身工》（注：載《光明》半月刊創刊號）發表。這是一篇真實地反映上海日本紗廠裡一群失去人身自由的女工們的非人生活的報告文學作品。這裡「沒有光，沒有熱，沒有希望，……沒有法律，沒有人道。這兒有的是二十世紀的爛熟的技術、機械、體制，和對這種體制忠實地服務著的十五六世紀封建制度下的奴隸！」作者著重地描寫了其中一個外號「蘆柴棒」的青年女工慘絕人寰的遭遇，有力地控訴了日本資本家及其幫兇——工頭們的令人髮指的罪行。

　　他還警告喝血自肥的殖民主義者要當心「呻吟著的那些錠子上的冤魂」，預言黑暗的日子必將消逝，「黎明的到來還是沒法可推拒的」。這篇作品是經過社會調查寫出的，因為題材的現實性，作家的筆端又飽含著憤怒的感情，所以能在生動具體的描畫裡喚起讀者對日本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強烈仇恨。

　　宋之的的《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以辛辣的諷刺和濃郁的抒情筆調，逼真地寫出了山西反動統治者在「防共」措施下所造成的「流言所播，草木皆兵」的情景。人們在春天裡感受不到春天的溫暖，周圍佈滿了「恐怖的氛圍」。作品對反動軍閥進行了有力的揭露和鞭撻，也是本時期一篇較好的報告文學。它同《包身工》一樣，克服了過去報告文學只偏重於報導事實而不注意藝術加工的缺點，標誌著我國年輕的報告文學的顯著進步。報告文學在抗日戰爭時期有更大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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