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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紫和「左聯」後期的新人新作(3)


  蕭軍(田軍)的長篇小說《八月的鄉村》,出版於一九三五年。作品描寫一支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遊擊隊的活動,比較寬廣地反映了他們與敵偽軍隊,漢奸地主的戰鬥,他們內部不同成份、不同成員之間的矛盾,他們在不同社會階層——主要是農民群眾——中間引起的反應。陳柱司令、「鐵鷹」隊長和在敵人淩辱下覺醒起來的李七嫂等形象,真實地體現了東北人民保家衛國、團結抗日的戰鬥要求。

  作品著重地表現出這支遊擊隊在血泊中成長的生動歷程,揭示出不前進即死亡、不鬥爭即毀滅的主題。小說在有關學生出身的肖明和安娜,尤其是兩人的愛情糾葛的刻劃中,對於他們身上的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弱點,雖然也有所批判,更多的卻是同情,不免削弱了作品的思想意義。

  但就整個情節來說,「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難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茂草,高粱,蟈蟈,蚊子,攪成一團,鮮紅的在讀者眼前展開,顯示著中國的一份和全部,現在和未來,死路與活路。」(注:魯迅:《且介亭雜文二集·田軍作〈八月的鄉村〉序》)在民族危機日益嚴重、抗日救亡運動蓬勃開展的形勢下,小說受到讀者的廣泛歡迎。蕭軍除短篇集《羊》、《江上》外,還寫有長篇《第三代》(後改名《過去的年代》),反映辛亥革命後東北人民的鬥爭,生活氣息濃重,藝術上也更見成熟。

  當《八月的鄉村》出版時,魯迅就指出:「這書當然不容于『滿洲帝國』,但我看也因此當然不容于中華民國。這事情很快的就會得到實證。」(注:魯迅:《且介亭雜文二集·田軍作〈八月的鄉村〉序》)事實果然不出魯迅之所料,除了反動報刊上所謂作者是「從蘇聯回來,為『共產黨』的走卒」的喧器外,混入「左聯」的張春橋化名狄克,也攻訐小說「技巧上,內容上,都有許多問題在」(注:《我們要執行自我批判》,載1936年3月15日《大晚報》副刊)。魯迅立即撰文,斥責這是「實際著抹殺《八月的鄉村》的『自我批判』,其實是在向敵人「獻媚或替『他們』繳械」(注:《且介亭雜文末編·三月的租界》),衛護了這部作品,也揭露了張春橋隱藏在「左翼」名義下的真實面目。

  蕭紅(1911—1942)的中篇小說《生死場》也出版於一九三五年。這本作品真切地反映了東北人民淪陷前後的生活,正象魯迅在序文中所說的,它是「北方人民的對於生的堅強,對於死的掙扎」的一幅「力透紙背」的圖畫。小說的前十章描寫淪陷以前的東北:在哈爾濱附近的廣大農村裡,「人和動物一起忙著生,忙著死」;農民們把耕田的老馬送進屠場換來兩塊紙幣,隨即全被地主奪走;人民試圖用自己的力量懲罰那些吸血的剝削者們,但得來的卻是監牢和更沉重的災難;年輕的一代牢牢記住親人慘死的仇恨,隨時準備索還血債;疾疫伴隨饑餓奪去人們的生命,威脅著每一個活著的人。自第十一章以下,描寫日本帝國主義侵佔東北後廣大人民的苦難和鬥爭。

  他們「生是中國人,死是中國鬼」。在鬥爭失敗後,他們認識到只有再組織起來去當革命軍,才是正確的道路。於是辭別殘破的家鄉,走向更艱苦、更漫長的路程。作品沒有一條貫串全域的故事線索,它只是許多生活畫的連續。因為作者觀察的深入和筆致的細膩,在明麗的畫幅中含蘊著感人的力量。在民族矛盾迅速上升為主要矛盾的歷史條件下,沒有因此忽視階級矛盾,從而真實地寫出了東北人民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雙重壓迫下的深重災難。

  這是小說的可貴之處,也是它勝過同一時期不少同類作品之所在。繼《生死場》之後,蕭紅還寫有《曠野的呼喊》、《手》、《小城三月》(短篇)、《馬伯樂》(中篇)和《呼蘭河傳》(長篇)等作品。其中如《手》通過一個染匠的女兒在學校裡因為一雙黑手受到歧視的故事,有力地批判了資產階級的學校教育。作品構思既巧,描寫亦複深婉動人。寫在抗日戰爭時期的《呼蘭河傳》,在過去生活的回憶裡表現了作者對於舊世界的憤怒,但也流露出由於個人生活天地狹小而產生的孤寂的情懷。蕭紅還有以「悄吟」的筆名發表的散文集《商市街》和《橋》,內中也不乏優美之作。

  端木蕻良,在這個時期裡寫有短篇集《憎恨》。正如書名所顯示的那樣,作者在其中懷著強烈的憎恨心情描寫了東北人民在敵人鐵蹄下的悲慘的生活。集首《鷙鷺湖的憂鬱》一篇,表現手法簡練而含蓄,是東北農村生活的一幅淒厲鬱怒的畫圖。舒群的短篇《沒有祖國的孩子》,背景同樣是日本帝國主義侵略威脅下的東北,主人公卻是失去了祖國的朝鮮孩子。小說通過中、朝、蘇三國少年的真摯友誼,表現出對於侵略者同仇敵愾的激憤。此外,他還寫有中篇《老兵》等作品。

  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為大家所熟知的青年小說作家還有葛琴、草明、歐陽山(羅西)、荒煤、奚如等。這些青年作家當時都是在「左聯」領導和影響下進行創作的。他們在思想和藝術上的成就以及後來的發展並不一致;但總的說來,從葉紫到「東北作家群」諸作家的作品,無論題材的開闊、思想的健康和表現技巧的熟練,較之早期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有了顯著的進步。特別是在正面地、大規模地描繪階級鬥爭和民族鬥爭,寫出人民群眾的覺醒和力量,揭示革命的勝利前景等方面,都在創作實踐中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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