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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和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在中國的進一步傳播(4)


  其中大多數文章,努力遵循馬克思主義觀點,提出了一些克服早先的弱點,提高革命文學創作水準的積極意見,反映了理論工作的健康發展。但同時也出現了一些藉口清算「唯物辯證法的創作方法」的錯誤,抽象地談論現實主義,並以巴爾扎克、托爾斯泰等人為例,將世界觀和創作方法對立起來,輕視世界觀對於作家創作的重大作用的論調。如果說,在這以前,理論工作中「左」傾幼稚病的傾向較為常見的話;那末,從這時起,右的錯誤觀點也在暗中開始抬頭了。

  在關於「文藝自由」的論爭中,馮雪峰在談到文藝的社會功能的時候,曾經正確地指出:「越能真實地全面地反映了現實,越能把握住客觀的真理,則它越是偉大的鬥爭的武器。」在整個論爭過程中,他是比較強調反映客觀現實,反映生活真實的一個,同時他又說明,「要真實地全面地反映現實,把握客觀的真理,在現在則只有站在無產階級的階級立場上才能做到。」(注:《關於「第三種文學」的傾向與理論》)這本來是一個辯證的提法,中惜作者沒有繼續深入地發揮下去,就匆匆擱筆,卻反而讓蘇汶把這個論點接了過去,為自己辯解,說他本來就是這個意思,只是說得不夠清楚,讓人誤解了的緣故。

  不僅如此,蘇汶還歪曲原意,另加解釋,繼續寫了《批判之理論與實踐》、《作家的主觀與社會和客觀》等文,乘機宣揚將文學的政治性和真實性對立起來,反對政治「干涉」文學的謬論,意在引導作家離開無產階級的領導。這種論調和革命文學內部上述那種輕視無產階級世界觀的觀點,互相呼應,彼此默契。當時,周起應作為後期「左聯」主要領導人之一,堅持進步世界觀的重要作用,及時地批評了這些錯誤論調。一九三三年五月,他在《文學的真實性》(注:《現代》第3卷第1期,1933年5月)一文中指出:「文學的『真實』問題,決不單是作家的才能,手腕,力量,技術的問題,也不單是蘇汶先生所說的『藝術家的良心』、『誠懇的態度』等等的問題,而根本上是與作家自身的階級立場有著重大關係的問題。」這個論點給予文學的真實性問題的考察以一個正確的立足點。

  他還從社會歷史的發展潮流,說明「無產階級的主觀是和歷史的客觀行程相一致的」,無產階級文學的階級性、黨派性,能夠和客觀的真實性相統一。針對蘇汶藉口保證文學的真實性以排斥文學的無產階級黨性的論調,他論證了為要求得文學的真實性,更需要作家自覺地建立無產階級世界觀的正確原理。同年十一月,周起應將當時正在蘇聯文藝界討論,提倡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理論第一次介紹到中國。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是蘇聯在批判了「唯物辯證法的創作方法」的錯誤、特別是它將作家的世界觀和創作方法混為一談的錯誤以後,經過長時期討論提出來的創作理論。周起應強調這個新的口號的提出對於創作方法的發展的積極意義。

  在具體介紹這一創作理論時,他一方面指出象「唯物辯證法的創作方法」那樣,「忽視了藝術的特殊性,把藝術對於政治,對於意識形態的複雜而曲折的依存關係看成直線的,單純的」,「把創作方法的問題直線地還原為全部世界觀的問題」,是錯誤的。另一方面,他又明確地認為決不能因此低估以至於抹殺作家世界觀在創作實踐中的重大作用;他說:「藝術的創造是和作家的世界觀不能分開的」,一些傑出的古典作家之所以不能達到現實之全面的真實的反映,就因為他們的「世界觀的局限性和缺陷的緣故」(注:《關於「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與革命的浪漫主義」》,《現代》第4卷第1期,1933年11月)

  這是關於世界觀和創作方法關係的比較全面的論述。在這以後不久,否定世界觀對於創作實踐的指導作用的論調竟又在革命文藝界內部公開出現,周起應接著又以周揚署名寫了《現實主義試論》,除批評胡風無視典型的個性化這一錯誤外,著重闡明「新的現實主義的方法必須以現代正確的世界觀為基礎」,固然不應「對作家強要把習得正確的世界觀當作創作前提的條件」,「但是確保和闡揚這個世界觀卻是誘導作家走向正確的方向去的最大的保證」(注:《文學》第6卷第1號,1936年1月),給予這種論調以直接的駁斥。否定世界觀的重要性,實際上會導致作家忽視建立無產階級世界觀的必要性,使文學離棄無產階級的黨性原則。當這種有害于革命文學發展的論調在革命文藝界開始出現的時候,立刻給予批判,廓清其可能發生的惡劣影響,是很有意義的。

  在整個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突破層層密密的反革命文化「圍剿」,在中國得到了廣泛的傳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這不僅是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勝利的重要標誌,也是整個文化革命深入的重要標誌。它指出革命作家前進的方向,給予他們有力的思想武器,使他們有可能在創作中比較準確地描繪時代的壯闊風貌,把從「五四」以來富有革命傳統的文學創作大大向前推進一步;也使他們能夠在多次論爭中粉碎資產階級和所有反動文藝派別的倡狂進攻,取得思想戰線上的巨大勝利。

  但是這一時期內,翻譯和介紹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工作也還存在著一些缺點,主要表現在,譯介者對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和冒牌的馬克思主義缺少鑒別和選擇的能力,以致譯介的內容不免夾帶了一些雜質甚至含有嚴重錯誤的東西;同時在理論的運用方面,也未能充分結合中國革命文學運動的實際,有生搬硬套、理論脫離現實的傾向。前者,在當時的實踐中逐漸得到改正;後者,則到一九四二年整風運動以後才有了根本的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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