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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和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在中國的進一步傳播(2)


  正如郭沫若後來指出的那樣:「我們常常喜歡說『五四以來的新文藝』。這個五四以來的新文藝到底新在那裡?和以前的文藝有什麼性質上的不同?這個問題,曾經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裡,我們從事文學藝術工作的人是瞭解得並不明確或者並不完全的。」(注:《為建設新中國的人民文藝而奮鬥》,《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紀念文集》第35頁)直到一九四〇年毛澤東同志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對於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性質作了馬克思主義的分析以後,這樣一些模糊認識才得到根本的澄清。

  一九三一年以後,文藝思想戰線上的鬥爭日趨於複雜和尖銳,文藝大眾化運動逐漸展開,革命文學創作問題的探討也日益深入。這些都促進了理論工作的進展。早在革命文學開始宣導的時候,無產階級現實主義(或稱新寫實主義)的主張已經由太陽社成員從日本介紹過來。這一主張強調以無產階級立場觀察世界,反映生活。但它沒有引起普遍的注意。

  到了這時,革命作家根據幾年來的創作實踐,開始認識到文學作品要真正發揮「改變這個世界」的戰鬥作用,必須正確地「解釋這個世界」;因此在繼續反對創作上不健康傾向的同時,提出作家應該熟悉生活、反映現實的要求。一九三二年夏,華漢的小說《深入》、《轉換》、《復興》三部曲合成為《地泉》重新出版,瞿秋白、茅盾、鄭伯奇、錢杏村及作者本人都寫了序言,對這部在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初期得過好評的作品作了嚴格的批評和自我批評,指出其中存在著小資產階級的思想傾向和「用小說體裁演繹政治綱領」的缺點,並把它們作為初期革命文學作品的「一般的傾向」來批評。這是革命作家在前進中隨時總結經驗、努力克服弱點的一個很有代表性的例子。當時介紹的是由蘇聯「拉普」提出,並在國際革命文藝界流行一時的「唯物辯證法的創作方法」。

  這種方法認為作家只需掌握辯證法的抽象範疇,並在人物的行動和心理中反映出這些範疇的鬥爭和運動就夠了;作品的藝術成就以它符合辯證邏輯的規律的程度為依據。它把作家的世界觀和創作方法,把認識現實的一般法則和形象地反映現實的藝術法則混淆起來,更沒有指出深入生活鬥爭吸取創作素材的正確途徑。雖然在具體解釋這個創作方法時,中國的評論家又有自己的理解與認識,和「拉普」的規定不盡相同,但他們並沒有明確地意識到它的錯誤,因此也就不能徹底克服當時創作中存在的弱點。

  在這個時期裡,對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傳播作出重要貢獻的,除魯迅外,瞿秋白用力最勤,成績最大。他於一九三一年回到文學戰線,為「左聯」的工作出過許多主意,並積極從事理論活動。瞿秋白的理論主張接觸到文藝與政治、文藝與群眾、文藝與生活等一系列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根本原則;而如何使文藝更好地服務於中國革命,則是他全部理論所要探討的總的出發點。當革命文學受到敵人攻擊時,瞿秋白表現出高度的原則性和政治敏銳性,先後寫了許多富有戰鬥性的文章,捍衛了無產階級革命文學。

  他還以最大的熱情和精力,積極提倡、推動文藝大眾化運動。瞿秋白痛感革命文學和整個新文學嚴重脫離群眾,他在一九三一年春夏所寫的《鬼門關以外的戰爭》和《學閥萬歲》等論文中,追溯晚清以來歷次文學革新運動的經過,分析當時文學創作的實際情況,指出「文學革命的任務,顯然是沒有執行到底」,在文學和群眾之間隔著重重的「萬里長城」,需要「第三次的文學革命運動」來消除這種隔閡。這幾篇論文對於「五四」文學革命和初期新文學評價依舊不夠確切,甚至諷刺「五四」以後的新文學是「非驢非馬」的東西,說明他政治上的「左」傾盲動主義在文學問題上也同樣有所表現;不過從歷史發展線索分析遺留下來的問題,突出現實的鬥爭任務,尖銳地指出必須立刻扭轉文學脫離群眾的嚴重情況,卻還是起到了推動文藝大眾化運動的作用。

  在一九三一年冬開始的第二次大眾化討論中,瞿秋白要求大家把「大眾文藝運動和新的文學革命聯繫起來」,並且把大眾化問題提到「無產文藝運動的中心問題」、「爭取文藝革命的領導權的具體任務」的高度上來理解(注:見《再論大眾文藝答止敬》、《歐化文藝》兩文),擴大了討論的範圍,增進了討論的深度。瞿秋白還著重研究了大從語和文字拉丁化問題,大力提倡學習人民口頭語言,主張實行「文腔革命」,認為這是使文學以至於文化深入工農群眾「最初步的必須先解決的問題」。

  他曾經在一九三〇年出版過《中國拉丁化的字母》一書,一九三二年底,又整理修訂為《新中國文草案》。他的意見中有時流露出語言有階級性的錯誤,對於白話文作了不恰當的否定,但大體是正確的。它們推動了後來的大眾語和文字拉丁化運動。瞿秋白關於大眾化的全部文章,激蕩著渴望革命文學深入群眾的強烈熱情,當時就被人認為是討論中「理論最有條理,有最大的影響」的(注:《關於大眾文藝問題》,《文學月報》第1卷第5、6期合刊,1932年12月)。一九三四年到達革命根據地後,他還對文藝大從化工作作了進一步的實踐。

  瞿秋白的《〈魯迅雜感選集〉序言》(以下簡稱《序言》),是一篇著名的文藝論文。通過分析魯迅的雜感,《序言》深刻地論述了魯迅的思想特點及其發展道路,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次給魯迅的思想作了基本上符合於馬克思主義的分析。《序言》指出魯迅早在辛亥革命以前已經是徹底的革命民主主義者,辛勤地尋找著人民解放的道路。「五四」到「五卅」前後,魯迅堅持和反動統治的各種「意識代表」鬥爭,那些隱蔽在私人問題下的雜感「都包含著強烈的攻擊階級統治的火焰」。

  在一九二七年以後白色恐怖彌漫的年代裡,魯迅的雜感更是深刻地反映了「一般被蹂躪被侮辱被斯騙的人們的彷徨和憤激」。在這二十多年中,魯迅始終以自己的雜感密切配合革命運動,和各種反動勢力鬥爭。《序言》又進一步剖析了其中的發展變化,指出魯迅的思想在「五四」以前基本上是進化論和個性主義,他以這些思想作為武器,在反對封建主義的鬥爭中起過積極作用;但是個性主義「懷疑群眾的傾向」,也使魯迅有過「對於革命失敗的一時的失望和悲觀」的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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