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文學史·對「新月派」和法西期「民族主義文藝運動」的鬥爭

對「新月派」和法西期「民族主義文藝運動」的鬥爭(1)

　　隨著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建立的革命統一戰線的破裂，國內階級關係發生了劇烈的變化。一方面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大資產階級三位一體的以動統治，民族資產階級和一部分上層小資產階級附和了他們。另一方面是無產階級、農民和革命小資產階級所組成的革命陣營。這些變化在意識形態領域內的反映，就是「五四」以來形成的新文化隊伍的新的分化；雙方陣線分明，鬥爭起伏不停。文藝戰線上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兩條道路鬥爭，更是出現了從未有過的緊張激烈的局面。革命作家在党領導下，根據階級鬥爭的規律，自覺地投入這些鬥爭，取得一次又一次的輝煌的戰果。

　　首先向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進攻的是「新月派」。作為文學社團，新月社一九二三年成立於北京。從其主要成員梁實秋、陳源、徐志摩等人的活動看，它與現代評論社可以說是一個團體，兩塊招牌。胡適是他們的共同領袖。早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他們以《現代評論》週刊為主要陣地，反對革命人民，已經暴露了作為帝國主義和北洋軍閥「意識代表」的反動面目。

　　當他們眼看北洋軍閥搖搖欲墜，就急忙另找出路。蔣介石公開叛變革命後，他們立刻改以《新月》為主要陣地，巴結上這個新的主子。正如魯迅在一封信中所說：「《新月》忽而大起勁，這是將代《現代評論》而起，為政府作『諍友』，因為《現代》曾為老段諍友，不能再露面也。」（注：致章廷謙（1929年8月17日），《魯迅書信集》上冊第231頁）他們在《新月》月刊和「現代文化叢書」中大肆宣傳英、美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政治主張、文化和文藝思想，聲稱中國根本不存在封建勢力與帝國主義的統治，中國的落後是「貧窮、疾病、愚昧、貪污、擾亂」五大「惡魔」造成的；同時高唱「好政府」主義，用所謂「人權」與「約法」來反對人民暴力革命，並誣衊共產主義是「殺人放火」等等，為反動統治開脫罪行，出謀劃策。

　　一九二九年底，蔣介石致電全國各報館，裝模作樣地表示為了「集思廣益」，徵求「盡情批評」，「凡屬嘉言，鹹當拜納」。《新月》立刻發表羅隆基的《我對黨務上的「盡情批評」》以為回應。內中轉錄蔣介石電報全文，宣稱「很值得多讀幾遍」，並喝彩說：「讀得到這樣的電報，我們醉心思想言論自由的小民，自然是歡欣鼓舞。」胡適還將《新月》送交蔣介石及其幕僚，表示「甚盼先生們能騰出一部分時間，稍稍流覽」。不久，蔣介石召見胡適，「對大局有所垂詢」。一唱一和，亦步亦趨。他們賣身投靠新的主子，真是到了「得其所哉」的地步。向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發起攻擊，是他們立意充當國民黨反動派清客和幫兇的第一次表態，也是借此晉身的第一份見面禮。

　　一九二八年三月，正當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開始宣導之際，《新月》月刊創刊。在由徐志摩執筆的發刊詞《〈新月〉的態度》中，他們嘆息「這時代是變態，是病態，不是常態」，是個「荒歉」、「混亂」的年頭，文化園地裡多的是「盤錯的旁枝」、「恣蔓的藤蘿」，卻不見「剛直的本幹」、「普蓋的青蔭」；文壇上全是一些「功利派」、「攻擊派」、「偏激派」、「熱狂派」、「稗販派」、「標語派」、「主義派」。

　　他們認為這是思想上「有了絕對的自由」所造成的「無政府的淩亂」，決不能「礙著一個迷誤的自由的觀念」，不去隨時「剷除」。他們提出「健康」、「尊嚴」兩個原則，希望借此「喚回在歧路上彷徨的人生」，「消滅一切侵蝕思想與生活的病菌」。他們還大聲疾呼：「我們不能不醒起，不能不奮爭，尤其在人生的尊嚴與健康橫受淩辱與侵襲的時日！」儘管為了維持紳士的「禮儀」，擺弄文人的「風雅」，發刊詞婉轉曲折，用了不少詞藻自加文飾，但一涉及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時候，就失聲驚叫，違背了正在提倡的「常態」，其妄想扼殺這個新興文學的居心灼然可見。

　　同年六月，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由最初的宣導而發展成為聲勢浩大的運動，梁實秋便正式出馬，在《文學與革命》中說什麼「革命的文學」、「無產階級的文學」根本不能成立，因為「文學家的心目當中並不含有固定的階級觀念，更不含有為某一階級謀利益的成見」；因為「偉大的文學乃是基於固定的普遍的人性」。他又說，文學的「中心均是個人主義」，因此「大多數就沒有文學，文學就不是大多數的」。他的態度比發刊詞要露骨得多，而且忙著祭起人性論的法寶，以反對階級論，反對無產階級革命文學。他們已經顧不得一方面規定文學表現共同的人性，另一方面又將大多數人排斥于文學之外的矛盾和由此露出來的資產階級的馬腳了。

　　革命文學陣營立即反擊了「新月派」的進攻。党領導的刊物《戰線》首先指出這是「屈服在統治者權威之下的墮落的資產階級」的叫囂（注：《天邊的新月》，《戰線》週刊第1卷第3期，1928年4月15日）。接著，創造社的彭康發表《什麼是「健康」與「尊嚴」？》，指出對立的階級對社會變革必然採取對立的態度，在新舊勢力搏鬥的時代，「支配階級無論怎樣的用巧妙辛辣的手段，總不能阻止歷史的進展」，這就是「新月派」要說現在是一個「荒歉的年頭」和「混亂的年頭」的社會原因。

　　彭康還進一步強調：「『折辱』了他們的『尊嚴』，即是新興的革命階級獲得了尊嚴，『妨害』了他們的『健康』，即是新興的革命階級增進了健康。」（注：《創造月刊》第1卷第12期，1928年7月）稍後，馮乃超寫了《冷靜的頭腦》，指出梁實秋所謂「大多數就沒有文學，文學就不是大多數的」這個說法本身，就已經「說盡『階級性』支配到文學上來的秘密」，因為他所能曉得的是奉侍上流階級的文學」（注：《創造月刊》第2卷第1期，1928年8月）。他以梁實秋本人為例，駁斥了否認文學階級性的人性論觀點。這些文章，以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論為武器，對「新月派」的階級本質及其破壞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意圖，作出了初步的批判。由於當時革命作家忙於內部的論爭，沒有進一步深入展開這場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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