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文學史·文化革命的深入和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的成立(3)

文化革命的深入和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的成立(3)

　　之所以出現這種錯誤，除了教條式地搬用馬列主義詞句，對中國社會實際和革命實際缺少瞭解以外，同當時在黨內占統治地位的瞿秋白路線以及日共福本和夫「左」傾路線的影響，也都有密切的關係。魯迅後來在分析創造社等發生錯誤的根源時曾說：「他們對於中國社會，未曾加以細密的分析，便將在蘇維埃政權之下才能運用的方法，來機械的地運用了。」（注：《二心集·上海文藝之一瞥》）這個分析是很科學而切中肯綮的。

　　創造社、太陽社對魯迅等人發動的批判，引起了新文學陣營內部歷時一年有餘的論爭。魯迅對於革命文學或無產階級文學，持完全肯定的態度。在《文藝與革命》中，他明確表示：「一切文藝，是宣傳，……那麼，用於革命，作為工具的一種，自然也可以的」；「世界上時時有革命，自然會有革命文學。世界上的民眾很有些覺醒了，……那自然也會有民眾文學——說得徹底一點，則第四階級文學。」

　　魯迅批評創造社、太陽社的，除革命形勢、革命對象等問題外，主要是他們宣導無產階級革命文學時離開馬克思主義的精神實質而「各各以意為之」（注：《三閑集·篇》）的地方。譬如，魯迅認為，創造社片面誇大「文藝的旋乾轉坤的力量」（注：《三閑集·文藝與革命》），這是「踏了『文學是宣傳』的梯子而爬進唯心的城堡裡去了」（注：《壁下譯叢·小引》）。他還反對宣導者們輕視生活、輕視技巧、「只掛招牌，不講貨色」等毛病，懇切地提出了革命文學「當先求內容的充實和技巧的上達」（注：《三閑集·文藝與革命》）這一勸告（儘管魯迅對「掛招牌」本身也有積極意義這一點有認識不足的方面）。

　　魯迅強調文藝特徵的不可忽視，指出：「但我以為一切文藝固是宣傳，而一切宣傳卻並非全是文藝，這正如一切花皆有色（我將白也算作色），而凡顏色未必都是花一樣。革命之所以於口號，標語，佈告，電報，教科書……之外，要用文藝者，就因為它是文藝。」（注：《三閑集·文藝與革命》）在《「醉眼」中的朦朧》、《現今的新文學的概觀》等文中，魯迅從階級實質上深刻剖析了創造社「方向轉換」而仍不免「有些朦朧」的原因，著重指出小資產階級作家思想改造的切實態度，在於「不怕批判自己」，而且「敢於明言」，「不要腦子裡存著許多舊的殘滓，卻故意瞞了起來，演戲似的指著自己的鼻子道，『唯我是無產階級！』」魯迅這些意見，是對無產階級文學宣導運動的極好的針砭。

　　創造社還同茅盾展開過爭論。茅盾在大革命失敗後，思想一度發生苦悶，創作中流露出消極情緒，文學主張上又比較強調表現小資產階級的痛苦，要求多為小資產階級讀者著想。他在《從牯嶺到東京》等文中，批評了創造社作品存在標語口號的毛病，對革命文學宣導者的某些看法表示了不同的意見。但他也認為革命文學的「主張是無可非議的」（注：《從牯嶺到東京》，《小說月報》第19卷第10號，1928年10月）。

　　創造社成員及時地批評了茅盾當時創作和理論主張中的不正確傾向，但認為茅盾的作品「對於無產階級是根本反對的」（注：克興：《小資產階級文藝理論之謬誤——評茅盾君底〈從牯嶺到東京〉》，《創造月刊》第2卷第5期，1928年12月），則又表現出了偏激的情緒。此外，創造社還同已經退社的郁達夫有過一些爭論；太陽社和創造社之間也為誰最早提倡革命文學的問題發生過爭執。這些爭論也都表露了文藝團體間的宗派情緒和門戶之見。

　　「新興階級的文藝思想，往往經過革命的小資產階級作家的轉變，而開始形成起來」（注：瞿秋白：《魯迅雜感選集序言》）。宣導無產階級文學過程中發生的這些論爭，暴露了初學馬克思主義而世界觀尚未得到很好改造的革命作家思想上的許多弱點。正確解決這些問題的途徑，除了深入革命實踐以外，仍在加強馬克思主義的學習。魯迅在論爭之初寫的雜文《扁》中，就已指出：「在文藝批評上要比眼力」，必須先掛起科學的文藝理論「那塊扁額」，「空空洞洞的爭，實在只有兩面自己心裡明白」。

　　從一九二八年夏天起，他致力於馬克思主義文藝論著的翻譯介紹工作，「打著我所不佩服的批評家的傷處了的時候我就一笑，打著我的傷處了的時候我就忍疼」（注：《二心集·「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創造社作家也先後譯介了一批科學文藝論著。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有較大規模的翻譯介紹，也是這次論爭的一個重大收穫。

　　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宣導，從一開始起就受到形形色色反動文人的攻擊。「新月派」的紳士們標舉「健康」與「尊嚴」「兩大原則」，把革命文學稱為「功利派」、「偏激派」、「標語派」、「主義派」，說它「淩辱與侵襲」了「人生的尊嚴與健康」，因而叫囂自己「不能不醒起，不能不奮爭」（注：《〈新月〉的態度》，《新月》月刊創刊號，1928年3月）。周作人認為把文學當作革命的工具，好比「念咒的妖法」，提倡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無異于無聊文士之應制」（注：《文學的貴族性》（二），《晨報副刊》1928年1月5日；《爆竹》，《語絲》週刊第4卷第9期，1928年2月27日）。侍桁誣衊革命文學「毫無歷史的根據」（注：《評〈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上），《語絲》週刊第4卷第19期，1928年5月7日）。《現代文化》等刊物上的一夥無政府主義者，則宣稱文藝必須由「自由人」來培植，提出什麼「無階級的民眾文學」（注：見柳絮的《藝術的理論鬥爭》和莫孟明的《革命文學評價》，均引自李何林編《中國文藝論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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