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文學史·文化革命的深入和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的成立(2)

文化革命的深入和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的成立(2)

　　最早發表的郭沫若的《英雄樹》（注：《創造月刊》第1卷第8期，1928年1月，署名麥克昂）、成仿吾的《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注：《創造月刊》第1卷第9期，1928年2月）、蔣光赤的《關於革命文學》（注：《太陽月刊》1928年2月號，署名蔣光慈）、李初梨的《怎樣地建設革命文學？》（注：《文化批判》第2號，1928年2月）等文，從多方面闡述了有關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基本主張。

　　馮乃超、錢杏村、華漢（陽翰笙）等也分別撰文作了說明。他們根據文學作為上層建築之一，總是隨社會經濟基礎和革命鬥爭的變化而變化的歷史唯物主義原理，指出既然無產階級已經成為中國「革命的指導者」，無產階級革命文學便「不要誰的主張，更不是誰的獨斷」，而是「歷史的內在的發展」的產物；又根據一切文學都有階級性、都為一定階級服務的原理，強調「一切的文學，都是宣傳」，無產階級文學作為「階級的武器」，應該「為完成它主體階級的歷史的使命」而鬥爭（注：李初梨：《怎樣建設革命文學？》）。

　　這些意見初步闡明了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產生的社會原因，也初步明確了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根本性質和任務。宣導者們認為創造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首要前提，在於革命作家確立無產階級立場和世界觀。他們要求大家「努力獲得（無產）階級意識」、「努力獲得辯證法的唯物論」（注：均見成仿吾《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一文）。

　　他們還指出，只有經過批判和鬥爭，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才能勝利開展。成仿吾認為：「必有批判的努力，舊的才能奧伏赫變至於新的——才有革命」（注：《全部的批判之必要》，《創造月刊》第1卷第10期，1928年3月。文中「奧伏赫變」系德語Aufheben的音譯，意為「揚棄」）；同時革命作家也應進行自我批判，改變思想，「克服自己的小資產階級的根性」（注：均見成仿吾《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一文）。有些宣導者還提出：「我們要使我們的媒質（即媒介，指語言——引者）接近大眾的用語，我們要以農工大眾為我們的物件」（注：均見成仿吾《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一文）；作家要「多多接近些社會思想和工農群眾的生活」（注：麥克昂（郭沫若）：《留聲機器的回音》，《文化批判》第3號，1928年3月15日）；「徒在理性方面承認革命，還不算完事，一定要對於革命有真切的實感，然後才能寫出革命的東西。」（注：蔣光慈（蔣光赤）：《關於革命文學》）創造社刊物上有的文章（如《無產階級的藝術論》），還直接駁斥了托洛茨基在《文學與革命》一書中散佈的無產階級文學根本不能成立之類的荒謬主張。

　　創造社和太陽社宣導無產階級革命文學，是一個力圖擺脫資產階級思想影響，自覺地把自己的文學活動和無產階級領導的革命鬥爭結合起來的新的文學運動，也是一個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宣傳馬克思主義文化原理的思想運動。它適應于無產階級單獨領導中國革命的新形勢，在文學界第一次響亮地提出了這個新的口號，建樹了不可磨滅的歷史功績。在大革命失敗而新的革命高潮尚未到來的歷史轉折階段，正當知識界和文學界不少人對革命前途產生悲觀失望情緒的時候，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宣導，猶如在白色包圍的環境中樹起一杆鮮豔的紅旗，振奮了人心，鼓舞了鬥志，指出了前進的方向。

　　後來成為左翼文學重要作者的殷夫、葉紫等人，都曾從這個運動中得到啟示和教育。中國現代革命文學從一開始就是為無產階級領導的革命事業服務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的興起，說明在最激進的作家中間已經清楚地意識到這一歷史使命。這是「五四」以來新文學運動的重大發展。正因為這樣，口號提出以後，很快便得到了兩個社團內外的廣泛回應和支持，在先後出版的《流沙》、《戰線》、《戈壁》、《洪荒》、《我們月刊》、《畸形》、《摩洛》、《澎湃》以及《泰東月刊》等雜誌上，都曾展開熱烈的宣傳和討論，從而形成了盛大的聲勢。正象後來魯迅指出的那樣：無產階級「革命文學之所以旺盛起來」，「因為實在具有社會的基礎」（注：《二心集·上海文藝之一瞥》）。

　　但是，無產階級文學的宣導者們大多處在由小資產階級向無產階級轉化的過程中，他們一時還不能較好掌握馬克思主義理論，思想上有片面性、絕對性、以革命的化身自居（所謂「自身就是革命」（注：蔣光赤：《現代中國文學與社會生活》，《太陽》月刊1928年1月號））等毛病，因而不僅在當時革命形勢的分析上發生錯誤，而且在他們的文學主張中也夾雜了不正確的觀點。例如，一些文章誇大文藝的作用，宣揚文學可以「組織生活」、「創造生活」以及作家可以「超越時代」之類具有唯心傾向的說法；在強調文學是宣傳」時，忽視文藝的特徵，忽視生活對創作的重要性，認為文學只是「反映階級的實踐的意欲」，甚至公開聲稱要把藝術技巧「讓給昨日的文學家去努力」（注：以上引文分別見《怎樣地建設革命文學？》、《書評：〈英蘭的一生〉》、《〈同在黑暗的路上走〉附記》等文）；認為作家世界觀的改變就是從書本上接受辯證唯物主義的概念，以至把它看得過於容易，仿佛一夜之間就可完成這種轉變。這些錯誤和弱點，給無產階級文學運動帶來了「左」傾幼稚病，也使宣導期的作品不僅在藝術上出現了嚴重的標語口號傾向，而且在內容上表露出明顯的非無產階級的思想色彩。

　　由於對當時中國社會性質、革命任務等問題認識不清楚，創造社、太陽社在宣導無產階級文學運動時，首先把批判矛頭指向了魯迅。他們模糊了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兩種革命的界限，將資產階級甚至小資產階級都一概當作革命物件，聲稱「拜金主義派的群小是我們當前的敵人」，「一般的文學家大多數是反革命派」，提出要「打倒那些小資產階級的學士和老爺們的文學」的口號，把「五四」新文學當成資產階級文學而予以否定，認為對魯迅、葉聖陶、郁達夫等作家都有進行批判的必要。他們不但把魯迅當作「時代的落伍者」，資產階級「最良的代言人」，而且說魯迅是「封建餘孽」，「對於社會主義是二重的反革命」（注：以上引文分別見《桌子的跳舞》、《〈流沙〉創刊前言》、《答魯迅〈醉眼中的朦朧〉》、《文藝戰線上的封建餘孽》諸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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