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文學史·郭沫若·思想發展與文學活動(3)

郭沫若·思想發展與文學活動(3)

　　不過，已經確認「物質是精神之母，物質文明之高度的發展和平均的分配才是新的精神文明的胎盤」的郭沫若，下決心要改變「從前深帶個人主度色彩的想念」（注：《孤鴻——致成仿吾的一封信》，《沫若文集》第10卷第289頁），並且認真地投入了實際鬥爭，這樣，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他終於逐漸擺脫了文藝思想上的這種陳舊的羈絆。

　　一九二五年的「五卅」運動標誌著革命高潮的到來。中國知識份子在劇烈的階級鬥爭面前經受著嚴重的考驗，發生了深刻的分化。這時的郭沫若，在大革命形勢的鼓舞和教育下，世界觀包括文藝觀都有更大的變化。他進一步批判了個性主義。一九二五年底在《文藝論集》的序文裡說：「我從前是尊重個性、景仰自由的人，但是最近一兩年之內與水平線下的悲慘社會略略的所接觸，覺得在大多數人完全不自主地失掉了自由，失掉了個性的時代，有少數的人要來主張個性，主張自由，總不免有幾分僭妄。」他還指出：「要發展個性，大家應得同樣地發展個性。要生活自由，大家應得同樣的生活自由。」

　　在對國家主義派的鬥爭中，他在《洪水》半月刊上陸續發表了《窮漢的窮談》、《共產與共管》、《新國家的創造》等一系列具有強烈的革命傾向和鮮明的階級觀點的文章，有力地回擊了他們對共產主義的歪曲和誣衊，揭露了他們「在舊式的國家制度之下主張富國強兵以圖少數特權階級的繁榮」的反動實質，主張「實行無產階級的革命」，「建設公產制度的新國家，以求達到全人類的物質上與精神上的自由解放」（注：《不讀書好求甚解》，收入《盲腸炎》集，見《沫若文集》第10卷第427頁、425頁）。此外，「五卅」慘案的現實感受還使他寫出了象《聶熒》那樣緊密地配合當時反帝任務的歷史劇，說明強烈的政治責任感對詩人創作思想的影響。

　　郭沫若於一九二六年三月赴廣州，任廣東大學文學院院長。為大家所熟悉的《革命與文學》一文就是去廣州後不久寫出的。這篇文章和三月初離滬前寫的《文藝家的覺悟》一樣，清楚地表明瞭郭沫若文藝思想的巨大發展。他從階級本質劃分了革命文學與反革命文學的界限：「你是反對革命的人，那你做出來的文學或者你所欣賞的文學，自然是反對革命的文學，是替壓迫階級說話的文學；……你假如是贊成革命的人，那你做出來的文學或者你所欣賞的文學，自然是革命的文學，是替被壓迫階級說話的文學。」

　　和過去一般地否定純藝術論思想不同，在這裡，郭沫若運用階級觀點從文學和革命關係以及文學的社會作用上，以正面申說的方式批判了文藝的無目的論和非功利主義的觀點。同時，《革命與文學》一文還以「表同情於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寫實主義的文學」的定義，提出了革命文學的實際內容。《文藝家的覺悟》一文中也認定：「我們現在所需要的文藝是站在第四階級說話的文藝，這種文藝在開式上是寫實主義的，在內容上是社會主義的。」

　　儘管這兩篇文章還有早期革命文學理論所難以避免的那些簡單、籠統的缺點，但它們代表了一部分革命的小資產階級作家在大革命浪潮推湧下的覺醒和進步，是我國從「五四」以來就具有社會主義因素的新文學的一個重大發展。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這不僅標誌了郭沫若文藝思想的巨大變化，而且也標誌了新文學運動在第一個十年內的前進方向和發展道路。

　　一九二六年七月，北伐戰爭開始。郭沫若投入了戰爭的洪流，先後擔任北伐革命軍政治部秘書長、政治部副主任、代理主任。當蔣介石叛變革命、殺害革命群眾的時候，他在武漢《中央日報》上發表了著名的《請看今日之蔣介石》，揭露蔣介石的反革命罪行，指出「蔣介石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紳、貪官污吏、賣國軍閥、所有一切反動派——反革命勢力的中心力量」，是「一個比吳佩孚、孫傳芳、張作霖、張宗昌等還要凶頑、還要狠毒、還要狡獪的劊子手」。

　　這篇戰鬥檄文在關鍵時刻劃清了革命與反革命的界限，鼓舞了人們的鬥志，在當時傳誦一時，可說是二十年代第一張討蔣的革命大字報。此後，郭沫若參加了「八一」南昌起義，同月由周恩來同志等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起義軍在廣東失敗後，郭沫若經由香港回到上海，寫詩集《恢復》，以「狂暴的音樂」、「螳韃的鼙鼓」回答了蔣介石的血腥屠殺。當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在上海掀起的時候，郭沫若是它的積極的參加者和支持者。

　　一九二八年以後，郭沫若在日本度過了十年的流亡生活。在這期間，他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研究中國的古文字學和古代社會歷史，論證了中國奴隸社會的存在，有力地駁斥了託派所謂「唯物史觀不適合中國國情」的謬論，在學術研究上取得了卓越的成績。他還對「左聯」東京分盟的活動作了積極的支持。此外，寫了自傳《我的童年》、《反正前後》、《創造十年》（一九四六年又寫了續篇）、《北伐途次》等。對於這「海外十年」，周恩來同志曾指出：這是郭沫若在革命退潮時「保持活力，埋頭研究，補充自己，也就是為革命作了新的貢獻，準備了新的力量」（注：《我要說的話》，1941年11月16日重慶《新華日報》）的十年。

　　抗日戰爭爆發後，郭沫若別婦拋雛，回到闊別十年的祖國，在周恩來同志直接領導下從事抗日救亡運動，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的主要領導人之一，並在抗日統一戰線中擔任了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廳長，負責有關抗戰的文化宣傳工作。在文藝創作主面，除寫了《戰聲》、《蜩螗集》等詩集外，還配合現實鬥爭創作了不少歷史劇，這是郭沫若創作中又一重大成就。在皖南事變後寫出的《屈原》、《虎符》兩劇，演出時曾產生強烈的政治效果。抗戰勝利後，郭沫若堅持了反內戰、爭民主的鬥爭，勇敢地站在運動的前列。一九四八年來到解放區。這以後，他參加各項政治運動，思想有更大發展。創作上也不斷地取得新的收穫。

　　新中國成立後，他除了繼續不倦地進行多方面的著作活動外，還長期擔負著繁重的黨和國家的事務，從事科學、文化、教育等方面的領導工作，為黨和人民的革命事業作出了新的貢獻。

　　郭沫若於一九七八年六月十二日逝世。他不僅是現代中國傑出的作家、詩人和戲劇家，又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學家和古文字學家，他是繼魯迅之後，我國文化戰線上又一面光輝的旗幟。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