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文學史·《呐喊》、《彷徨》(3)

《呐喊》、《彷徨》(3)

　　和農民一樣，知識份子也是魯迅小說裡描寫的重要物件。魯迅親身經歷了近代思想文化界的變化，對各類知識份子作過深刻的觀察。《在酒樓上》和《孤獨者》寫的是辛亥革命以後知識份子彷徨、顛簸以至沒落的過程。呂緯甫（《在酒樓上》）本來是一個敏捷精悍、熱心改革的青年，經過多次輾轉流離，感到青年時代的夢想沒有一件實現，便敷敷衍衍的教點「子曰詩雲」，隨波逐流地做些「無聊的事」，以滿足別人和撫慰自己。

　　他既沒有能力自拔於這樣的生活，也沒有能力自拔於這樣的思想。他對自己的生活道路作了如下的概括：象一隻蒼蠅繞了一點小圈子，又回來停在原地點。和呂緯甫的頹唐消沉相比，《孤獨者》裡魏連殳的性格表現得更為陰鬱和冷漠。他不甘心與世俗同流合污，親自造了「獨頭繭」，把自己裹在裡面。可是事實又不允許他完全和社會隔絕。流言追隨著他，失業打擊著他，最後不得不向環境低頭，拋棄理想而求乞於「實際」，當了軍閥部隊裡一個師長的顧問，躬行「先前所憎惡、所反對的一切」。

　　周圍的人趨奉他，頌揚他，他勝利了。然而實際上他是失敗了。他有「勝利」的喧笑中獨自咀嚼著「失敗」的悲哀，終於背負著內心的創傷寂寞地死去。兩篇小說寫出了理想和現實之間的衝突，革新力量和習慣勢力之間的衝突，籠罩著辛亥革命失敗後令人窒息的歷史氣氛，同時也批判了呂緯甫和魏連殳性格的弱點。這種性格在小說寫作當時的許多知識份子中仍然具有典型的意義。出現在《傷逝》裡的子君和涓生比較年輕一些，他們是「五四」時代的人物。子君爭取婚姻自由，不顧一切非議和譏笑，勇敢地沖出家庭，她說：「我是我自己的，他們誰也沒有干涉我的權利！」子君要求個性解放的呼聲是堅決的，但是，個性解放卻不能夠離開社會解放而單獨解決。沒有遠大的理想，愛情也失去了附麗。不幸子君在獲得幸福和安寧的生活之後，便沉湎在日常瑣事裡，未能繼續向前跨開步去，不久便讓生命隨著希望一同幻滅。涓生對日常瑣事感到煩厭。

　　當失業的打擊威脅著他們同居生活的時候，他覺悟到：「大半年來，只為了愛，——盲目的愛，——而將別的人生的要義全盤疏忽了。」正如子君突破了家庭的阻撓一樣，他也突破了朋友的阻撓。煩厭的情緒恰好說明他沒有力量去粉碎社會的更大的壓力，只是歸咎於子君，歸咎於有了一個家庭，急急忙忙地想「救出自己」。涓生不同於辛亥革命時期的呂緯甫和魏連殳，他屬於自己的時代。然而易蔔生式的個人奮鬥思想居然使他為自己而願意埋掉一切，即使向新生活「跨進第一步去」，也仍然只能抱著沉痛和憤激的心情，而以「遺忘和說謊」為「前導」。小說採取「手記」的方式，用詩一樣的語言抒寫了涓生的心境，寓批判於事實的縷述。在描繪個人和社會沖宋的題材中，魯迅的筆觸不光是停留在對個人——也即知識份子的同情上，而是對社會和個人分別進行了深刻的清醒的剖析。

　　在一九一九年寫的《一件小事》（注：《一件小事》最初發表於1919年12月1日出版的《晨報創刊紀念》增刊。《呐喊》裡排列在《一件小事》之前的《明天》，最初發表於1919年10月出版的《新潮》第2卷第1號。這兩篇小說收集時，魯迅在文後分別加注為1920年6月及1920年7月，本篇推遲了半年多，當是一時誤記）裡，通過對於一件小事的兩種態度的對比，魯迅已經揭示了知識份子需要向勞動人民學習，提醒人們注意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正如研究和表現農民一樣，魯迅是從尋求中國革命力量的角度來研究和表現知識份子的，在充滿階級壓迫和外來民族壓迫的中國社會裡，知識份子從他們本身的感受出發，往往是首先覺悟的分子，但是，正如毛澤東同志說的：「知識份子在其未和群眾的革命鬥爭打成一片，在其未下決心為群眾利益服務並與群眾相結合的時候，往往帶有主觀主義和個人主義的傾向，他們的思想往往是空虛的，他們的行動往往是動搖的。」（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毛澤東選集》橫排本第2卷第604頁）《在酒樓上》、《孤獨者》和《傷逝》極其真實地寫出了辛亥革命和「五四」時期兩代知識份子在個人反抗失敗後的不同的表現，而在這不同的表現裡，又反映著他們「空虛」和「動搖」的共同的特點。

　　出現在魯迅筆下的也有另外一些知識份子的形象：屬於孔乙己一個類型的，魯迅在《白光》裡又描寫了陳士成的一幕喜劇性的悲劇。他在第十六回縣考放榜時發現自己依舊落了第，「平日安排停當的前程」又象「受潮的糖塔」一般「刹時倒塌」，這位老童生的神經錯亂了，撈不到榜上的功名，便去掘地下的藏鏹，結果是受了幻覺的騙，淹死在城外的萬流湖裡。小說細緻地描寫了陳士成的心理狀態，從追求利祿的動作中針砭其不勞而獲的根性。

　　和《狂人日記》裡的狂人一個類型的，魯迅在《長明燈》裡又描寫了一個試圖吹熄「不滅之燈」的瘋子。「燈」和「塔」在舊社會裡是封建宗法統治的象徵，魯迅曾經在雜感裡歡呼過「塔」的倒掉，又在小說裡期待著「燈」的熄滅，他再一次選中瘋子作為啟發人們向封建勢力宣戰的形象，不斷地傳出「熄掉它罷」的呼聲。雖然瘋子最後還是被禁閉起來，然而他的「我放火」的叫喊已經廣泛傳播，夾入孩子們的歌唱，由後一代把這個任務接受過來了。《長明燈》結尾處的歌聲和《藥》裡瑜兒墳上的花環含有同樣的意義。

　　當現實主義者魯迅在生活裡還沒有看到一種力量足以改變舊時代知識份子的悲劇命運時，他是懷著如何拳拳的心期待著後來者啊！魯迅的作品裡經常閃爍著鼓舞人們向前的理想，自然，這種理想又是和他直面現實的精神相結合的。他猛烈地抨擊黑暗統治，譴責這個勢力的各種代表人物，不僅《長明燈》、《離婚》、《祝福》、《阿Q正傳》等篇在對峙的形勢下展開了愛恨分明的描寫，象《肥皂》和《高老夫子》，則又幾乎全篇都是對士紳階層偽善面目的鞭撻。表現方法也有變化。

　　魯迅在寫《故鄉》、《祝福》、《在酒樓上》的時候，感情浸透在對人物命運的敘述中，「連自己也燒在這裡面」（注：集外集·文藝與政治的歧途）；而寫四銘和高爾礎，卻又把憎惡的感情隱秘起來，以白描的手法細寫行狀，客觀地對比了他們的言談和行動，取得了「無一貶詞，而情偽畢露」（注：這是魯迅對吳敬梓《儒林外史》的評語，見《中國小說史略》）的藝術的效果。

　　從《呐喊》到《彷徨》，每一篇作品的題材內容和藝術構思都不一樣，這不僅由於魯迅在創作過程中經過反復的醞釀，而且也是他長期生活考察和藝術探索的結果。在表現上，有時多用白描，如《肥皂》，如《高老夫子》；有時側重抒情，如《故鄉》、如《傷逝》；有時則是白描和抒情的有機的結合，如《祝福》、《在酒樓上》、《孤獨者》等等。小說都從多方面作了嘗試和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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