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文學史·對復古派的鬥爭和新文學統一戰線的分化(2)

對復古派的鬥爭和新文學統一戰線的分化(2)

　　魯迅先從西學入手。《學衡》上有人在「烏托邦」這個不能分拆的專門名詞中間加了一個「之」字，成為「烏托之邦」。魯迅嘲笑道：「查『英吉之利』的摩耳，並未做Pia of Uto。……又何必當中加楦呢。于古未間『睹史之陀』，在今不雲『甯古之塔』，奇句如此，真可謂『有病之呻』了。」這也就是上述《中國青年》一文中特用「梅光之迪」的由來。魯迅接著又就《學衡》上那些以中學自炫的文章，逐篇批駁其內容謬誤和文字不通，說明他們』於舊學並無門徑，並主張也還不配。」名曰「學衡」，「『衡』了一頓，僅僅『衡』出了自己的銖兩來，于新文化無傷，於國粹也差得遠。」（注：《晨報副刊》，1922年2月9日。）章士釗雖然研究過邏輯，並以博古通今自命，但發表在《甲寅週刊》上的許多守舊派人物的復古主張，卻往往不能自圓其說。

　　魯迅在《評心雕龍》（注：《莽原》週刊第32期，1925年11月27日。）等文中對他們的荒謬推理給予辛辣的諷刺。《十四年的「讀經」》（注：《猛進》週刊第39期，1925年11月27日）、《古書與白話》（注：《國民新報副刊》，1926年2月2日。）則是針對《甲寅週刊》的「讀經救國」、「廢棄白話」而發的，指出「讀經」與「救國」絕不相干，不過有些「學而優則仕」的人，想把它當作耍把戲的工具。至於說白話文要做好，就得「讀破幾百卷書」，那不過是「保古家」的「祖傳的成法」。

　　魯迅認為：「古文已經死掉了」，而白話文也還是「改革道上的橋樑，因為人類還在進化。」在《再來一次》裡，他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辦法，利用復古派反對白話時所舉的例子，回擊和嘲諷了章士釗把「二桃殺三士」解釋為「兩個桃子殺死了三個讀書人」的謬誤（注：《莽原》半月刊第11期，1926年6月10日）；在《答KS君》裡，又將章士釗的「旁加密圈」，自視名句的「得意之筆」，加以分析，指出他的駢文沒有融化，急於閒扯，所以弄得文字龐雜，有如泥漿混著沙礫，字句和聲調都陋弱可哂。「倘說這是復古運動的代表，那可是只見得復古派的可憐，不過以此當作訃聞，公佈文言文的氣絕罷了。」（注：原題《答KS君信》，載《莽原》週刊第19期，1925年8月28日。）這許多雜文都堅定地站在維護新文化和新文學運動的立場上，並具有強烈的戰鬥性和不可辯駁的邏輯力量。此外，郁達夫的《咒〈甲寅〉十四號〈評新文學運動〉》、成仿吾的《讀章氏〈評新文學運動〉》、健攻的《打倒國語運動的攔路「虎」》、荻舟的《駁瞿宣穎君〈文體說〉》、唐鉞的《文言文的優勝》等不少文章，針對《甲寅週刊》及其它守舊派所列舉的反對白話文的種種理由，分別說明了文言改白話不是「避難就易」而是「去繁務實」；「活人要說活人的語言，沒有模仿古人的必要」；白話自由活潑，既便於表達思想感情又有利於國語普及；白話文可以寫成美文而「文言文實質上並不比白話文美」。

　　沈雁冰的《駁反對白話詩者》（注：《文學旬刊》第31期，1922年3月，署名郎損），說明舊詩聲調格律拘束思想，而白話詩破棄一切格律規式，「並非拾取唾餘，乃是見善而從」。

　　這些文章大都有論有據，進一步闡發了白話的長處。這場對復古派的鬥爭此起彼伏，持續了四、五年之久，雖然不是有組織地集中進行的，卻再一次顯示了新文化運動和文學革命的威力。《學衡》和《甲寅週刊》的掙扎是反對文學革命的尾聲。從此以後，復古的聲浪日趨低落。在氣勢洶湧的新思潮面前，企圖以別樣方式、別種口實去繼承林紓衣缽的章士釗、梅光迪等等，也終於不能不被這個浪潮所卷沒了。

　　在批判復古論調的同時，新文學陣營還不斷地同鴛鴦蝴蝶派展開鬥爭。鴛鴦蝴蝶派「文學」滋生於半殖民地的「十裡洋場」，風行於辛亥革命失敗後的幾年間，雖然有少數作品在某種程度上暴露了社會黑暗、家庭專制和軍閥橫暴等等，但其總的傾向卻不外乎「卅六鴛鴦同命鳥，一雙蝴蝶可憐蟲」，正如魯迅說的是「新的才子+佳人」，「相悅相戀，分拆不開，柳蔭花下，象一對蝴蝶，一雙鴛鴦一樣」（注：《上海文藝之一瞥》，《文藝新聞》週刊第20、21期，1931年7月27日、8月3日）。

　　文學革命興起後，這類作品的地盤日益縮小。但在復古聲浪中又紛紛抛頭露面，與新文學爭奪讀者。一度中斷的《禮拜六》週刊於一九二一年三月復刊。而《半月》、《紅雜誌》、《快活》等期刊以及專登這類作品的小報也紛紛出現。《玉梨魂》、《蘭娘哀史》、《情網蛛絲》等小說重複風行。這些刊物既標榜趣味主義，長篇也大都內容庸俗，思想空虛，「言愛情不出才子佳人偷香竊玉的舊套，言政治言社會，不外慨歎人心日非世道淪夷的老調」（注：沈雁冰：《自然主義與中國現代小說》，《小說月報》第13卷第7號，1922年7月）。

　　在人民開始覺醒的道路上，起著麻醉和迷惑的作用。在對鴛鴦蝴蝶派的鬥爭中，文學研究會的成員寫了許多文章揭露這類作品對讀者的腐蝕。《文學旬刊》成為反對鴛鴦蝴蝶派的重要陣地。沈雁冰在《自然主義和中國現代小說》一文中，指出鴛鴦蝴蝶派在思想上是「遊戲的消遣的金錢主義的文學觀念」，在藝術手法上是「記帳式」和「虛偽做作」。鄭振鐸的《血和淚的文學》指出：「我們所需要的是血的文學、淚的文學，不是『雍容爾雅』『吟風嘯月』的冷血的產品。」創造社及其他進步文學社團也積極參加與和支持對鴛鴦蝴蝶派的鬥爭。鴛鴦蝴蝶派的刊物和作品到三十年代以後逐漸衰亡，全國解放才銷聲匿跡。這派人物也和復古派一樣，後來起了不同的變化，其中不少人逐漸進步，但也有一些人自甘墮落，為時代所淘汰。

　　在和各種復古逆流鬥爭的同時，新文化統一戰線的分化也愈來愈趨於明顯。在「問題與主義」論爭以後不久，《新青年》編輯部逐步發生分裂。胡適眼看自己無法阻止《新青年》成為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陣地，終於退出該刊，在一九二二年另辦《努力》週報（後又附出《讀書雜誌》），提倡「好政府」主義與「聯省自治」。這種主張立刻受到革命陣營的堅決駁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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