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文學史·緒論(5)

緒論(5)

　　五

　　現代文學以「五四」以來的革命現實生活為土壤，卻也吸收了歷史的營養：一方面跟我國民族文學遺產保持承續的關係，一方面吸收了世界文學中有益的成分。現代文學的歷史，正是在新的基礎上批判地吸收古典遺產和異域的營養以建設我國民族的新文學的歷史。

　　「五四」文學革命時期，為了反對封建文學並使文學適應于新的社會現實，曾經著重介紹和學習了西方近代文學。這是一個前進的運動。當時的新文學，從思想傾向到形式、結構、表現方法，都曾廣泛接受了外國文學尤其是俄國文學的積極影響。歐洲進步文學，從歌德、易蔔生、托爾斯泰、契訶夫到高爾基，可以說哺育了我國新文學的最初一代作家。

　　這種情況是和近代中國「向西方找真理」（十月革命發生後則是「走俄國人的路」）的要求相一致的。在某一特定階段特別是一個運動開始的時候較多地接受外來影響，原是歷史上並不鮮見的正常現象。一個發展著的向上的民族，不僅能夠對人類和文化的發展作出貢獻，而且也總是勇於和善於接受一切有價值的外來事物。因此，初期新文學受過較多的外國文學影響，這並不意味著它就和本民族的文學遺產割斷或沒有聯繫。事實上，正是最勇敢地主張學習外國文學長處的先驅者，同時也就是民族優秀文學遺產的精深研究者和積極革新者。

　　魯迅早在「五四」時期就慨歎「中國之小說自來無史」（注：《中國小說史略·序言》）而著手這方面的整理研究。他自己的小說創作頗受俄國和東歐一些進步作家的影響，但同時也對我國古典白話小說（如《儒林外史》）作了創造性的繼承，具有鮮明的民族特色和濃郁的地方色彩。他的雜文更和「魏晉文章」的風格特色有密切關係。

　　其所以如此，固然是因為作家本身所受的古典文學的深厚滋養，不可能不滲透到創作中而有所表現；但從根本上說，作家與勞動人民在精神上的深刻聯繫，對人民生活、心理、地方風習等的熟悉以及在這些方面所作的真實描繪，對民族語言的駕馭自如，則是作品深具民族烙印的重要原因。如果說最初的《狂人日記》、《藥》等小說還由於吸收異域營養而顯出「格式的特別」，那麼，稍後的作品就如作者自己所說，「脫離了外國作家的影響」，技巧圓熟，形式也民族化了。郭沫若的《女神》，外來影響是十分明顯的，但也仍然保持了同屈原、李白等我國古典浪漫主義詩歌之間的民族血緣。而到了《前茅》以後，在詩歌形式上已使外來成分得到了更多的消融。

　　但是，在新的基礎上正確地繼承遺產、學習外國而使文學民族化，不僅需要一個過程，往往還要經歷一番曲折，付出一些代價。在「五四」時期，不少人由於缺乏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精神，犯過形式主義的錯誤，「所謂壞就是絕對的壞，一切皆壞；所謂好就是絕對的好，一切皆好。」（注：《反對黨八股》，《毛澤東選集》橫排本第3卷第789頁。）既不以分析態度對待外來事物，又不能確切地鑒別古典遺產中的封建糟粕和民主精華；一部分人甚至提出過在文化上、文學上「全盤西化」的錯誤主張；也有人介紹肯定過西方一些頹廢，沒落乃至反動的作家和作品。所有這些，對許多作家尤其是一些與勞動人民缺少聯繫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作家，確曾造成深遠的不良後果，助長了創作上脫離群眾、脫離民族傳統、也脫離時代需要的「歐化」傾向。

　　為了克服新文學脫離群眾的傾向，「左聯」曾作過努力。大眾文藝的討論和得倡，各種通俗形式作品的出現，創作上由反映生活的深度、實感的增強而具有更多的民族色彩，都使「左聯」時期文學在民族化的道路上有了進展。在一些傑出的作品（如《子夜》）中，更可看出作家對中外文學遺產的創造性的吸收。

　　「左聯」在介紹外國文學方面所做的許多工作，也已經在較大程度上擺脫了「五四」時期不少人所犯的無選擇無分析的盲目性。當時著重介紹蘇聯文學和各國無產階級文學，這從總的方面來看具有偷火給人類、私運軍火給造反的奴隸的革命意義。魯迅在這一時期提出的關於繼承中外文化遺產的「拿來主義」主張，正是一個極為寶貴的具有理論深度的見解。

　　但是，「左聯」時期在文學民族化方面的進展，畢竟同問題的整個解決仍有很大距離。作家生活上與群眾隔離尤其是思想感情上與群眾還顯得格格不入，陰礙了文學民族化問題的根本解決。當時在繼承古典文學傳統和創造民族化的新文學使之在本民族群眾中生根等問題上，遠沒有形成明確的認識和普遍的自覺。「左聯」本身所帶有的「五四」形式主義向「左」發展的成分，也妨礙它去徹底克服同是根源於形式主義的「歐化」的傾向。

　　真正在馬克思主義思想基礎上明確地認識這個問題，逐步推動我國文學自覺地走上民族化、群眾化的康莊大道，則是在抗戰前期毛澤東同志就文化的民族特點及遺產的批判繼承問題作了一系列英明指示之後。「離開中國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義。因此，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必須有的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全黨亟待瞭解並亟須解決的問題。

　　洋八股必須廢止，空洞抽象的調頭必須少唱，教條主義必須休息，而代之以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注《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毛澤東選集》橫排本第2卷第500頁。）在學習毛澤東同志這一指示的基礎上，文藝界展開了民族形式問題的討論。延安文藝座談會後毛澤東文藝路線的貫徹，隨之而來的作家和群眾從生活到思想感情的結合，以及對遺產尤其是民間文藝的批判性的吸收繼承，使整個解放區文學在短短的幾年時間裡發生了極大的變化。作品面目一新，「歐化」現象大為減少，從語言形式到思想內容都開始做到真正為群眾所喜聞樂見，形成比較鮮明的民族特色。趙樹理正是這方面的一個突出的代表。

　　他的小說不僅思想、感情、語言都是地道群眾化而有著深厚的民族特點的，而且在作品結構、表現手法等方面也無不從我國古典小說、評話彈詞、民間說唱文學中攝取了有益的滋養。解放區的其它小說，或沿用民間傳統的舊形式而加以革新，或表現群眾生活的新內容而深具情趣，也都為了民所歡迎。對民間文藝的注重吸收，推動了新形式、新風格的形成和發展。

　　新歌劇正是在群眾性的新秧歌和秧歌劇的基礎上，避免完全搬用西洋歌劇卻也吸收了它的某些成分、特別是話劇的某些成分而創制的。詩歌也在學習民歌、運用民間形式以形成新的風格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績。對舊戲曲進行的改革，則在批判地繼承民族戲曲遺產方面建立了一個良好的開端。所有這些，對於促使新文學自覺地走上民族化道路都具有重要的意義。

　　文學的民族化是一個民族的文學趨於成熟的重要標誌。而這種民族化的文學的真正形成，既有賴於深深植根在革命現實生活的土壤之中，也有賴於對古典文學遺產的批判地繼承和對外國進步文學的創造性吸收。以新的現實為基礎，繼承古典文學傳統而使之適合於現代需要，吸收外國文學營養而使之民族化，這就是現代文學的發展歷史特別是延安文藝座談會後文學發展歷史所證明了的正確的道路。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