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文學史·緒論(3)

緒論(3)

　　三

　　現代文學的發展過程是一個矛盾鬥爭的過程，其間充滿了革命文學與反動文學、革命文藝思想與反動文藝思想的鬥爭。革命文學正是在抗擊各種各樣反動文藝逆流的過程中發展壯大的。

　　為民主革命服務的文學，首先要同代表著敵人利益的封建文學、買辦文學和國民黨反動派的欽定文學進行不調和的鬥爭。「五四」新文學就在同林紓所代表的封建守舊派文人的戰鬥中為自己開闢道路，以後又以打倒《學衡》、《甲寅》等標榜「國粹」、主張復古的封建「攔路虎」而向前發展。在封建勢力徹底消滅以前，封建文學不可能銷聲匿跡，因此這種鬥爭後來雖然規模逐漸縮小，卻也並未完全停止（如對「讀經救國」、「本位文化」及一部分鴛鴦蝴蝶派文人的鬥爭）。

　　對於從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後就開始倒向敵人方面去、公然為帝國主義辯護的胡適和《現代評論》這一系統的買辦文人，革命文藝界也在各個時期反復進行了多次鬥爭，揭露其為帝國主義作倀的奴才面目，從而大大削弱和縮小了他們在知識階層中的影響，促進了他們內部的分化。從二十年代末開始進行的和國民黨御用文人（如法西斯「民族主義文藝」，「戰國策派」和後來所謂「戡亂文藝」之類）的鬥爭，也貫穿了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為止的幾個時期。

　　儘管蔣介石集團歷來都在其統治區域內施行法西斯恐怖政策，掌握了軍權、政權、財權（從而也掌握了對出版物、出版機構的控制權），但他們卻從未能掌握文化上、文藝上的領導權。共產黨領導下的革命文藝界雖然在國統區內「處於毫無抵抗力的地位」（注：《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選集》橫排本第2卷第663頁。），卻抵擋住了敵人多方面的進攻，奪取了陣地，發展了力量，建立了最英勇的業績。

　　在現代文學史中占著突出地位、越到後來越顯著的，是無產階級思想和資產階級反動思想之間的鬥爭。這是因為，「五四」以後我國的民主革命是無產階級領導的，屬於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它在最後要通向社會主義道路；資產階級可以在一定條件下參加這一革命，民主主義文學可以成為新文學統一戰線的一個組成部分，但資產階級思想卻不能充當文學運動的指導思想。

　　文學上無產階級思想與資產階級思想之間的鬥爭，乃是文學要不要為無產階級領導的革命事業服務、要不要將反帝反封建精神堅決貫徹到底的鬥爭，也是文學朝社會主義方向還是朝資本主義方向發展的兩條道路的鬥爭。這種鬥爭不僅相當激烈，而且也十分複雜。它最初表現為新文學統一戰線內部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爭奪領導權的鬥爭（如「五四」時期李大釗與胡適之間的「問題與主義」之爭）；但當革命形勢向前發展，資產階級右翼的代表人物已轉化成封建主義和帝國主義的代言人時，則也表現為對敵鬥爭（如對後期胡適的鬥爭）。

　　有時資產階級文藝思想是以赤裸裸的直接維護資產階級「文明」和「人性」的形式表現的（如「新月派」）；有時則是披著馬克思主義的外衣，以修正主義的形態出現（如自居普列漢諾夫信徒的胡秋原反動文藝思想）。修正主義文藝思想所以會在三十年代的中國開始出現，並不是偶然的；它證實了列寧的這一著名論斷：「馬克思主義在理論上的勝利，逼得它的敵人裝扮成馬克思主義者，歷史的辯證法就是如此。」（注：《馬克思學說的歷史命運》，《列寧選集》第2卷第439頁。）到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以後，革命文藝界有了粉碎一切反動文藝思想的鋒利武器，混在內部的反動文人懾于革命形勢和這個講話的威力，不得不既把反對的目標集中於這個講話而在手法上又做得儘量隱蔽。要不要在各種條件下堅持貫徹文學的工農兵方向，成了問題的中心，成了許多爭論背後的真正焦點。因此鬥爭就帶有更為複雜、更為曲折和更為深入的特點。

　　文藝鬥爭是從屬於政治鬥爭的。政治的分野決定著文藝的分野。當階段關係發生變化，革命統一戰線有了變動時，新文學的統一戰線不可能不隨著發生變動。文藝界的大爭論和大分裂（如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革命文藝界同資產階級右翼文人的爭論和分裂），就是圍繞著政治事件、直接尖銳地表現著政治觀點的。

　　當然，「五四」以來文藝界的思想鬥爭，更多則在文藝思想的領域內進行。在文藝思想領域內，由反封建文學到反資產階級思想、再到反修正主義，由白話文學的爭論到文學有無階級性、再到文學要不要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要不要堅持工農兵方向的爭論，其發展趨向是步步前進，層層深入的。這是整個革命運動逐步深入在文學上的反映。

　　文藝思想鬥爭不限於理論主張上的論爭。反動文藝思想總要在創作中有所表現，並以「創作」來支持其反動理論。因此，揭批反動流派的代表性作家作品（如「新月派」的某些作品），也一向為革命文藝界所注意，並且貫串在各個階段的創作評論中。

　　文藝上的多次重大鬥爭都出現在政治形勢發生急劇變化的時候，階級鬥爭形勢的變化，可以在文藝這個風雨表上看出徵兆。重視這一歷史經驗，有助於更好的發揮文藝作為敏銳的階段器官和鬥爭武器的作用。同時，還必須指出：文藝界每一次重大的思想鬥爭，也給革命文學的健康發展掃除了障礙。「左聯」時期和延安文藝座談會後創作上的豐收，便和思想鬥爭所起的積極作用有關。這說明了正確的思想鬥爭也為革命文學本身的發展所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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