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啟示錄(自序3)_柳溪

自序3

　　那場曠日持久、殘酷無比的抗日戰爭已經過去了半個世紀。它不僅帶給中國人民和亞洲許多國家的人民以巨大的災難，同樣給發動戰爭的日本人民帶來深重的災難。按照我最初的構想，只想和過去有人寫抗日戰爭的文學作品那樣，寫出戰士如何英勇抗擊敵人，人民如何支援戰爭的生動故事就可以了。但是，隨著歷史的發展和時代的前進，我意識到，僅僅這樣的構想，已經遠遠不夠了。我應該站在90年代的歷史高度上，多角度，多側面，全方位地回顧、展示這場宏偉的戰爭，展示這場戰爭給人民帶來了什麼……

　　俄國文豪雷翁·托爾斯泰在寫《戰爭與和平》時，曾經閱讀了四年的有關資料，説明作家拓寬眼界，思考更深刻的歷史內涵，不僅充實了作品的內容，重現那段歷史真實的進程，刻畫了無數典型人物，從而從廣度和深度上增加了對主題的開掘和強化，使這位有過戰爭經歷、在自己莊園住著寫作的伯爵寫出了這部輝煌巨著，使他一躍而成為俄國乃至世界的文學傑作。

　　大師的這種事先有充足創作準備的寫作方法，給我們後世提供了艱苦工作的榜樣，我們當今的晚輩作家，完全可以向這位大師學習這種行之有效的方法。於是在1983年《功與罪》出版後，我改變了我最初的那種構想，拿出我最大的毅力，決然放棄了這部已經寫成的小說原稿，重新結構、重新寫作。

　　那場昨天的戰爭已經過去了那麼多年，許多指揮那場戰爭中舉足輕重的人物，不少戰爭親歷者在上斷頭臺或病死之前，有很多人寫了日記、回憶錄等文章，還有當時的各種出版物，以及歷史學家們所寫的長卷教科書，還有我國的老帥們也留下了最寶貴的回憶文章，現實已具備了打開我狹窄思路的廣闊歷史知識，於是我掉進這個資料海洋達四五年之久，它使我不僅增長了知識，更重要的是使我站在歷史的高度，看到這場戰爭的全貌，重大歷史事件的詳細情節，國際國內複雜的政治關連，以及當時進行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對中國戰場的影響，等等，從而打開了我的視野，開拓了我的心胸。

　　尤為重要的一課是我在1987年重新結構和寫作這部小說時，又重新回到當年的根據地進行較長期的採訪，並和許多當年我的老領導、老首長進行了訪問座談。例如呂正操同志、孫毅同志（他倆是冀中軍區司令員），史立德同志（現為國務院離休領導幹部）、趙亞平同志（冀中軍區第一任婦會主任），高崇信（原炮兵司令部領導人之一）、李健（北京軍區參謀長）、高墨華、王程遠（原抗戰時高陽縣委書記，當時領導了抵制敵人的「新國民運動——反共誓約」的戰鬥），成學俞同志（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教部部長）、劉廣鈺同志（原海軍司令員）、李運昌同志（原冀東軍區司令員）、還有劉秉彥同志（原河北省人大副主任）他原是冀中軍區十分區的司令員，而十分區地臨平津保三角地帶，是當時敵人兵力最強、環境最為殘酷的一處地方，在他的指揮下，不但堅持了地區、而且還創造了「紅色的葦塘」。

　　我在冀中軍區工作時，就認識這位元老誠持重、指揮若定的司令員，他被普遍認為是「歐格涅夫」式的思想先進的軍事指揮員（蘇聯劇本《前線》中的人物）。在軍區開會時，他給我的印象是精明、富有朝氣、年輕而瀟灑。四十多個春秋過去，這次我有幸又與他重逢，並進行了採訪，這時我才在崇敬之外更加深了對他的瞭解，原來事變前他是北京大學數學系的學生，難怪他的頭腦那麼清晰、理解能力那麼強。每次戰鬥之前他都精心研究策劃戰鬥，他親自在集上打死了一個牽著洋狗外號「大下巴」的日本隊長，威震四方，立刻就打開了局面。

　　這不過是他身經百戰中的一個事例而已。這次除了回憶一些戰鬥情節外，他又讀了許多有關戰爭理論的思考。例如他說：「如果你沒有實踐經驗，光看《論持久戰》，是不能解決問題的。毛澤東說：『平原遊擊戰堅持有季節性』，而我們都堅持住了。平原遊擊隊的堅持，已越過了毛的論斷」，他又說：「在敵人倡狂時，主要是『隱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執行的好，轉入地下，休養生息，並沒減。」「遊擊戰主要是依靠人民。人民從兒童團到老人、從男到女，每個人都在生死前經歷了考驗。」而他這位真實人的形象，多麼堅實地開闢了我創造男主人公的道路。

　　最後是那時的晉察冀軍區政委程子華同志，他聽說我要寫一部有關抗日戰爭的作品，正在採訪和搜集材料，他就通過成學俞同志把我接到他的家裡，和我做了長時間的談話，關心我的作品主題思想落在何處。我做了回答後，他微笑著說：「你這樣思考就對了，很對頭，要知道描寫那場戰爭絕不能只寫某個指揮員或幾個英雄人物，最主要的是寫人民對戰爭的支援，沒有那麼好的人民，我們就不可能贏得那場戰爭的勝利。」我過去只能遠遠地看著這位有威望的領導者，今天我就坐在他的對面，我看到他的胳膊、手腕、肩胛多處有槍傷的疤痕，有的至今還帶著子彈片，身體很瘦弱，說話聲音低微，但他的精神卻依然那麼矍鑠，當時他的情緒很好，並和我合影留念。

　　可是沒過多久，就從電波中傳來他病逝的消息。想到他對我這個晚生後輩如此諄諄善誘、真摯指導，對他的逝世，我的悲悼是可想而知的。總之，我所採訪的這些人物，都是抗日戰爭中敵人聞風喪膽的英雄人物，他們的光輝形象和傑出的業績，對於蘊育我作品的新胚胎，起了極大的充實作用。我再一次印證了「生活是我們的教科書」這一真理沒變。從這以後，我又用了七年的時間才在原來稿本的基礎上重新寫出了這部小說，除了1957年至1966年的零碎寫作時間不算，從閱讀大量資料、看同類參考書（如戰爭風雲、戰爭與回憶等）到寫作完成共用去我整整十年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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