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啟示錄(自序1)_柳溪

自序1

　　1994年7月21日黃昏，這部長達80萬言的長篇小說《戰爭啟示錄》終於最後完成了。我今年已70高齡，象這樣的長卷，恐怕是最後一部了。這部書稿和我有著共同的命運，跟我經歷了一次漫長的苦難，它終於要由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出版，和廣大讀者見面了。

　　40年代初，當我還是一個剛出大學校門的青年學子的時候，我便懷著抗日愛國的熱情，在淪陷區的北平，參加了黨的城市地下工作。那時為了減輕革命根據地的負擔，自己維持生活，同時也為了有一個公開身份便於掩護，我就在敵偽一家刊物謀得一個助理編輯的職務，從此便和編輯工作結下了不解之緣。我自小受家庭影響，喜愛文學，15歲上初中二年級時，便開始寫小說，並在報刊上發表。

　　1945年「八一五」日本投降後，我們的小組被國民黨的特務用「打紅旗」的手段，即冒充進步青年混入我週邊組織，使我們暴露了目標，幸好我們發現得早，我和哥哥楊溢連夜撤回解放區，倖免於被捕。這以後，根據革命的需要，我當過編輯，軍區司令部的秘書、中學教員、文工團演員。偉大的土地改革運動開始了，我成了一名土改隊員。當時康克清大姐就是我們的社區委員，她常給我講述自己的苦難家史和二萬五千里長征時的英勇鬥爭故事。後來，為了更好地深入生活，搜集材料，我主動要求留在基層，當了區裡的教育助理員。三年的基層生活鍛煉，是我日後成為作家的基礎。

　　1948年，我到解放區後的第一篇小說《挑物件》，就是我伏在老鄉家的窗臺上寫出來的。全國解放後，我進了保定，分配到河北省文聯，並且在這裡組辦了《河北文藝》，由編輯、組長到副部長，培養和結交了一批很有才能、日後很有成就的文學青年。50年代開始了我文學創作的勤奮與旺盛的時期，連續在《人民文學》發表了一些短篇小悅，得到當時主編茅盾先生的鼓勵和沙汀、秦兆陽等文學前輩的幫助。正當我孜孜不倦向文學高峰攀登之際，只因寫了一篇小說《爬在旗杆上的人》和兩篇雜文《要有這樣一條法律》、《搖身一變》而被當時那陣極左的反右風暴，墜入了政治深淵。

　　從此，我由一個響噹噹的革命者、共產黨員變成了革命政權的「敵人」、「革命物件」。丈夫和我離了婚，因怕政治上受牽連，我的一兒一女也由我的前夫帶走。我的好端端的家庭拆得東離西散。我變成了孑然一身，受到的是「監督勞動」的處分，每月只有三十元生活費，還要養活我八十多歲的老父親。我被輪番下放到工廠、農村、農場進行繁重的體力勞動。老實說，這些殘酷的作法都未能摧毀我生存的堅強意志。我當時就深信，這種失誤終將得到糾正，正像雷陣雨之後必然是晴天一樣。信心使我增強了力量，就在宣佈我戴帽、開除黨籍的會議後，我面對著拆散家庭後的冷落空屋，認真地思考著我今後要怎樣生活。我決心即使用行政命令剝奪了我的寫作權利，我今生今世還要繼續寫小說。我下決心割捨我所熱愛的短篇小說的寫作，確定了寫長篇小說的計畫。在等待上級批示和下放期間，我偷著起早貪黑開始了長篇小說的寫作。在節假日，同志們都回家團聚，我孤身一人偷著在農村和農場空寂的屋裡埋頭寫那部小說。

　　不幸的是，1960年我的寫作被機關中一位女同志偵知，馬上彙報給支部。他們認為我「不好好認真改造，偷著寫小說，幻想東山再起」而加重我的行政處分，降級，送發場「監督勞動」。「文革」時這部寫了上百萬字的小說差點遭到洗劫。如果不是被我的好鄰居黃文聲同志幫我用塑膠雨衣包好，埋在他家床底下的煤球堆裡藏匿起來的話。「文革」後期，我結束了幹校「牛棚」的生活，又被「戰備疏散」到農村安家落戶。一輛「東風」小三馬，拉著那點可憐的家當，三筐煤球和那部經過偽裝的小說原稿，一同來到農村。我在獨流咸河邊一住就是八年——一個整個抗日戰爭的歷程。

　　1976年10月的一聲春雷，禍國殃民的「四人幫」倒臺，也結束了我21年的勞改生活。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政治上得到改正，恢復名譽、職務、黨籍，重新恢復了我的寫作權利，我重新拿起筆，日夜奮戰，希望以我超常的努力，來奪回無謂犧牲的時光。這時我光明正大地打開那部塵封的原稿，進行修改創作。1983年整理出版了一部67萬字的長篇小說《功與罪》（上、下卷），它描寫的時代是1931年「九一八」事變、「一二九」學生運動到1936年的學生大軍南下宣傳團的故事。

　　我這次寫的《戰爭啟示錄》，是《功與罪》的姊妹篇，人物是統一的，但有它的獨立性。也就是說，不看《功與罪》也完全可以讀這部長卷小說。它所寫的時代是從1936年的綏遠紅格爾圖的抗擊戰開始，經歷了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到1945年「八一五」日本投降。也可以說，這部小說寫的全部內容就是八年抗日戰爭的歷史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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