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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〇


  「你這回去北京,是哪一天回的?」

  「回來好幾天了,一些囉唆事拖住了,沒有及時來彙報。」

  「文章怎麼樣?」

  「文章放在那裡了,行不行,再說吧!」

  「你在北京還聽到了什麼消息沒有?」

  「消息?」江醉章裝著糊塗說,「造反派那些消息?」

  「不,跟我們有關係的。」

  「噢!別的沒有聽到什麼,只是,還是過去那個說法,好像對彭司令員的態度……」搖頭。

  「唔。」

  陳政委沉默。江醉章不斷偷看他臉上的表情,拿出一支煙來點著,又把煙缸從茶几的下一層搬到上面一層來。只顧抽煙,不主動講話,像是在等著陳政委開口。

  「你還有什麼要跟我講的沒有?」政委問。

  「我……主要是看政委有什麼指示。」

  「你就沒有講的了?」

  「我……」他搖頭,「沒有。」

  「文工團抓了那些人,你怎麼想?」

  「首長決定要抓的,我們照著執行就是了。」

  「查了幾天,查出什麼問題來沒有?」

  「好像還沒有查出什麼大問題。」

  「明天要把人放掉,你去跟他們談談,一個個地談,要他們接受教訓,不再這樣搞了,集中精力搞好本單位的鬥批改。」

  「是。」

  「他們那些材料處理了吧?」

  「處理了,早就處理了。」

  「要多管一管文工團,你對文化大革命比較瞭解。又要放手發動群眾,又不能完全不管。」

  「是,我過去管的不夠。」

  「另外,你是黨委委員,我告訴你一件事。北京來了電話……」

  江醉章臉上做出了敏捷的反應,特別注意地聽著下文。

  「……要我們召開一個黨委全會,」政委慢慢地說,「把彭的問題攤開來,聽聽委員們的意見。」

  「是今天打來的電話?」

  「唔,就是剛才。你對這件事有什麼看法?」

  「我……」江醉章遲疑地說,「沒有好好想過,政委您看怎麼搞法呢?」

  「會是肯定要開的。」政委說。

  「那當然。」

  「而且還要快,儘量早點開始,不然就被動了。全體委員到齊,起碼要提前三天通知。今天下午開個常委會,明天通知的話,要在四天以後才能開會。不知常委們的意見怎麼樣,還要部隊不出事才好。開會的時候,我想,先傳達電話指示精神,讓彭也聽聽。然後呢,委員們先討論一下,深刻領會指示意圖,同時跟彭做點個別工作,讓他有所準備,再來開展思想鬥爭。我自己初步考慮是這樣搞,還沒有跟常委商量。你看這行不行?你既然來了,我就先聽聽你的意見。」

  「我……」江醉章十分謙謹地說,「政委考慮的當然對囉!」

  「那不一定。」

  「不過,」江醉章緊接著就轉彎了,「現在不比平常,現在是文化大革命期間,正是大搞群眾運動的時候,有些事情恐怕不一定能那麼按部就班,規規矩矩了,群眾一發動起來,很可能打破我們的計畫,到時候怎麼對待呢?比如,機關幹部要知道了消息,貼出大字報來怎麼辦?文工團知道了,要來揪鬥怎麼辦?委員們如果認為你陳政委劃框框定調子,企圖保彭過關,怎麼辦?恐怕這都是要做好思想準備的。很可能不能按照預想的計畫去搞,很有可能要跟群眾發生矛盾,你叫他這樣,他偏要那樣,你叫他不要搞的,他偏要去搞,碰到那樣的情況,您抱什麼態度呢?像彭一樣,派兵抓人?組織一部分人去鬥爭另一部分人?都是不行的,如要真正實行『正確對待群眾』,只能因勢利導,不能潑冷水,不能打擊群眾的積極性。我考慮,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只能是這樣來辦事。」

  「唔,」政委連點了幾下頭說:「你提出這些可能出現的情況很好,思想有這個準備是必要的。但是,要做工作,機關幹部也好,黨委內部也好,文工團也好,都要做工作,說服他們不要打亂黨委的部署。你,多注意注意文工團,他們能夠聽你的。」

  「那很難講,我控制不了他們,還有點怕他們,他們一發脾氣,就不管你張三李四。」

  「不能夠怕,就是給你戴高帽,你也要戴著高帽做工作。」

  「我盡力來辦。」

  一時無話了,江醉章看樣子有點坐不住,像有什麼急事掛在心上似的,屁股在沙發裡磨來磨去。一看陳政委,好像他的話並沒有說完。江醉章終於不顧他了,忽地站起來說:「政委,我走了。」沒有等政委說是與不是,他已經走出了門,也不再跟陳小炮告別,急步下樓去,匆匆出了小院門。

  陳政委目送江醉章出去以後,自語了一句:「他這是什麼意思?群眾……群眾……群眾會怎麼樣?會把彭其活吞了?」他想起了彭其,他的老戰友,四十年同路走過來的老戰友。他回憶起那段往事來:

  彭其十五歲就死了父親,母親改嫁,他自己養活自己。一無田,二無土,租了人家的柴山來學著燒炭,像野人一樣,住在山上的窯棚裡度過了好幾年。陳鏡泉比他幸運,雙親都在,還讀了四年書,但後來因繳不起學費,只得回家做工。做工得要找條門路,正好彭其來邀他入夥,條件是,彭其教陳鏡泉燒炭,陳鏡泉教彭其認字。在山上朝夕相處整整三年,文化水準相等了,燒炭的本事也相當了。有時用繩套套一隻鹿子吃烤肉,享天福;有時挖幾個筍子煮白水,一樣吃得香。

  那年搞農會,兩兄弟商量下山來入了夥,發揮的作用還真不小,又能寫標語,又能算帳;又會燒炭,給自衛軍打梭鏢,什麼事情都幹過。每天夜裡,兩人頭挨頭睡在一起,談起共產來想得天花亂墜,好像明天就是共產世界了。後來聽說共產還並不容易,搞得不好就要被捉去殺頭。兄弟倆實在太喜歡那個共產世界了,便決心不顧一切,一定要幹到底,誰也不許半路開溜。

  為了建立一種信用,用鹿皮做了兩個連在一起的皮荷包,你一針我一針,一天縫幾針,便把它縫好了。又用扒火的鐵筷子燒紅,在鹿皮荷包上燙了幾個字,左邊:「努力共產。」右邊:「努力共產。」中間:「死結同心。」用剪刀從中間一剪開,便成了兩個皮荷包,每個荷包上都有半個「死結同心」和一個「努力共產」。剪開鹿皮荷包的時候,兩個人還說了幾句這樣的話:「這一世,我們兄弟砍頭一起砍,分田一起分,有飯各一碗,無米兩肚空,革命革到底,誓死結同心。」

  現在,革命革到底了嗎?可是那死結的同心先要散了,真是萬萬沒有想到。年輕的時候做些可笑事,但年輕的時候心地也真單純哪!人到老年,恐怕很少有人記得青年時候的盟約,因為時代變了,條件變了,雙方的處境都變了,對世界和人生的理解也大不相同了,會覺得那只是小孩子的兒戲,不可認真。而彭、陳兩個的同心,實在與一般的兒戲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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