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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四、記青州府中學堂(二)


  到青州府中學堂後,有一事,覺得很難忍受。便是學生見了老師,必定要「請安」。所謂請安者,就是屈一膝以施敬禮,那個風氣,是滿洲入關帶進來的,在北方是盛行的,而且他們已習慣成自然,見了尊長,必須如此。即使一天見幾回,便請幾回的安,在路上遇見,亦當街請安。可是我們南方人,實在覺得不慣。我一到學堂,便想改革此風。

  一則,像那種屈膝請安,不免帶有奴性(在南方僕役對主人帶點官氣的,也行此禮),二則,他向你請安,你也要還禮吧?不回禮似乎有點倨傲(本地尊長對於下輩是不回禮的),如果要回禮請安,我們很不習慣。

  於是我們南來的教員們提議,把請安改為打拱、作揖,然而學生們對於打拱、作揖都不習慣,他們的打拱作揖,自下而上,好似在地上捧起一件東西來。見了這種打拱作揖,各教師均掩口胡盧而笑。於是我出了一個主意:以後學生見師長,既不要請安,也不要打拱作揖,只要垂手立正就是了。這個禮節,起初學生們還不大習慣,忍不住還有請安,後來漸漸地矯正了。

  談起請安,在北方,子弟見尊長,僕役見主人,下屬見上司,都要請安。他們做官的人,很講究此道,請安請得好,算是風芒、漂亮、邊式。做大官的人要學會一種旋轉式的請安,假如你外官初到任,或是到一處地方,有許多比你低級的,環繞著向你請安,你要環繞著回禮,這種請安,名之曰「環安」。你耍弄得不好,踏著自已的袍子,一個失錯,向前跌沖,那就要失態了。還有所謂請雙安的,屈兩膝,身體一俯,也要講究姿勢,滿洲婦女優為之,從前的官宦人家都要講求那種禮節。

  我的話又說野了,言歸正傳的說,初到青州府中學堂時,也頗有種種趣事:譬如課堂裡的紅桌帷,以及種種紅的色彩,我都教他們除去了,但是這個會客廳的紅椅靠,紅坑枕等等,他們都不肯換。原來在中國一向以紅色為吉,以白色為凶,尤其是在官場,做官的人,更為迷信,一定要觸目見著一些紅顏色的。他們因為客廳裡是太尊時常要光臨的,他來了,如果見一白無際,沒有一點紅顏色,是官場所禁忌的。他們既如此說,這本是官學堂,不脫官派,只好聽之。其它可改者改之,不可改而無傷大雅者,也只好聽之。

  關於商量課程的事,首先是國文。國文教員本來有兩人,都是本地青州府人,有一位已辭職去了,他們就是上課不規定時間,而上堂只是圈點通鑒的,曹耕翁告訴我:他已經在濟南請了一位教員來了,這位教員,是一位四川先生,姓張的。

  英文與算學,是杜安伯與胡菊如兩人分擔,這兩人都是南方來的(胡菊如是寧波人),但又新添了理化教員兩人,這理化教員那裡去請呢?就是在上海,當時能教理化的人也難覓呢。可不知青州府有一個天主教堂,據說教堂裡也辦有一個小學堂,卻介紹了兩位理化教員來,一位姓白,一位姓黃,每星期來上兩次課,那都是府裡請他們的,我可全不管。說老實話,我也不懂什麼理化,這黃、白兩位先生,自已帶了一本書來,口中念念有詞,我也不知他們講些什麼東西。

  寫到此,我又有一些插曲了。有一天,府裡先來通知了,說是今天下午,有兩個外國人來參觀學堂了。什麼外國人,我起初以為又是什麼德國人來亂搞吧?便請李先生來一問,原來就是本地天主教堂裡的兩位神甫,要來看青州府的新學堂了。我說:「我們要怎樣招待他們嗎?」李先生道:「不必!隨便領他看看好了。」果然,到了下午,這兩位種甫來了。我以為既是外國人(說是美國人),必然是西服筆挺,或者穿的是教徒的制服。一見之下,卻是長長的藍布袍子,大大的黑呢馬褂,腳上雙梁緞鞋,雪白土布的襪,頭上一頂瓜皮帽子,頂上還有一個大紅帽結。除了高高的鼻粱,深深的眼睛以外,完全是一個山東佬打扮,而且乃是道地的山東口話。李先生引領他們到課堂各處去看看,口中不絕地說:「好!好!也是!」一副謙恭下土的態度。我想:外國人到中國內地來傳教,也穿了中國內地的衣服,按照中國的禮儀風俗,這真可謂「深入民間」呀。

  我來當這個中學堂的監督,本來可以不但任教課的,我的關聘上,也沒有要我擔任教課。但曹耕翁的意思,想要教我擔任一點課,屬於訓育之類,隨便你高興講什麼,就講什麼,上了課以後,可以認識了這班學生,不在於太隔閡,也可以親近起來,這話是無可厚非的。而且我也覺得太空閒了,好像有點無功食祿,於心不安。但是我可以講點什麼課呢?要我可以擔任,而學生們可以聽得進的才對。後來我想出一法,我說:我試講講:「論語」如何?曹耕翁大為贊成。我和曹耕翁,都是從八股出身的人,對於論語當然很熟,到了明天,立刻送了官書局精印的一部大版四書來。

  於是排出課程,我每一星期上三次課,規定在星期一、三、五。我們這個中學,僅有一間課堂,並無班級,真是簡單之至。我的講論語怎樣講法呢?說來也甚可笑,就是用做八股文的老法子,選了一個題日,寫成一篇講義。不過八股是有排北,有規制,這所謂講義者,算是一篇散文而已。我這個講義,卻並不是高頭講章式的,有時把時事、新政,都穿插在裡面,學生們倒也覺得新鮮可喜,如果宋儒理學大家朱、程二先生當今之世,那是一定要呵斥我這小子離經叛道的了。

  這個中學堂,雖然也有暑假與年假(那時中國還奉行夏曆),但是學生們每逢春秋兩季,必定要告假回去十餘天。春天是春耕時朋,秋天是秋收時期。因為他們在學堂裡,固然是長袍短褂,是一個學生,回到家裡,脫去鞋襪,自己可以下田,而且他們都是自耕農,沒有租佃的,他們名正言順的來告假,我可以拒絕嗎?我忽發奇想,和曹耕翁商量:我們這學堂,不放暑假與年假,或縮短暑假與年假,而改放春假與秋假,使學生得以便於農事,豈不甚佳。曹耕翁道:「您的意思甚善,但每年各學堂要放暑假與年假,是政府的通令,我們是個官學堂,不能違背政府的法令呀。」

  我辦這個中學堂,總算是很為順手。第一、曹耕翁的言聽計從,從不掣我的肘,自然我提出的計畫,提出的要求,也是在他範圍裡做得到的,並不強人所難。還有,那學堂的經濟權,握在府署裡的,學堂裡有所需要,如與經濟有關係的,當然要與府裡商量,經過批准。一年以後,風氣也漸漸開了,又因為當時那種官辦學堂,優待學生,各縣的學生,也很多願意到這個府中學堂來就學。似乎這六十位的學額太少,我常與曹耕翁討論增額。

  曹耕翁也願意增額,伹是增額先得籌經費,而且要向省裡去請示,不是貿貿就可以的。因為學生都是住堂的,就得添建齋舍,假使我們增額到八十人,那得再添造齋舍十間(以兩人住一間,原有學額是六十名),並且一切飯食雜費,都是由學堂供給,培養一個學生,一年要經費若干,那是要通盤籌算一下的,而且要經省裡核准。可是到了第二年,曹耕翁居然籌出一筆經費來,添建齋舍,學額增到八十名。

  我在青州府中學堂時,只有兩件事,與曹耕翁有些不愉快,但過去以後,也就諒解,並無一點芥蒂了。

  在第二年開始,省裡有命令,各中學堂要添設體操課,青州府中學堂本來沒有體操課的,乘年假我回到南邊來時,曹耕翁便托我請一位體操教員。我道經上海,和朋友談及此事,那時有位徐念慈君,他是常熟人,正幫著曾孟樸在上海辦「小說林書社。」他說:他有一個弟弟號粹庵,可以擔任此事,粹庵是學過體操的,年紀很輕,不過二十多歲。我以既是老朋友的弟弟,當時也便即行約定了。

  我們同到了青州,山東學生對於體操一課,甚為高興。我於此道,實在外行,據說也都是日本學來的,名之曰兵式體操。曹耕翁還托我在上海定了六十套操衣操帽,我便轉托同回上海的胡菊如兄,操衣操帽是灰色呢的,有些仿德國兵的制服。(這一項冠服,上海制就後,運到青島後,為德國人扣留查詢,多方解釋,始得放行。)學生大概出於好奇心,也很高興穿這種制服。雖然把辮子塞在操帽裡,棉襖裹在操衣裡,也顯出一種尚武精神來。至於操場,學堂裡有的是曠地,不過那裡都有樹木,徐粹庵還討厭這些樹木,說:「地小不足以迴旋」。我笑說:「這不過幾十個人罷了,難道是一師一旅,要什麼大操場嗎?」

  過了幾月,粹庵說是經學生們請求,要什麼盤杠子,踏秋千架的玩意兒。他說:「這是屬於柔軟體操的。」我想:山東學生,懂得什麼柔軟體操呢?是你這個體育教師的新貢獻吧。當時什麼網球、籃球之類,內地尚未夢見,每天喊著「開步走!」「立正!」太無意思。姑徇所請,在操場上置一架秋千架。但學堂裡每有所修建,都是要由府裡派人來的,於是寫信到府裡去,請置一秋千架,府裡也答應了,但遲遲不來裝,以為此乃不急之務,幾及一月了,粹庵又來催我。我說:「再等幾天,待我面見曹耕翁時,提起一聲吧。」

  這時,我家眷已到了青州,我便不住在學堂裡了。那一天,到學堂時,粹庵很高興的告訴我道:「秋千架已經做好了,請你去看看吧」。我說:「那就很好,府裡派人來做的嗎?」他說:「不!是學生們自己做的」。

  我想怎麼是學生自己做,急往看時,原來是截去了一棵柏樹,把它橫釘在另外兩棵柏樹中間,下面系了兩條粗繩,懸住一塊板,據說是學生合力動手,而粹庵自然是總指揮了。

  伹是無端截去了一棵柏樹,被釘的兩倮柏樹,也受了損傷,那是一個問題來了。因為本地人對於這些柏樹,很為寶貴,他們是不肯加以戕伐的,青州府中學堂的前身是雲門書院,地方上的公產,算是借給府中學堂的,當時的點交清單上,還列明柏樹多少株的,怎麼可以隨便砍伐呢,雖然這事不是我做的,可是我要負責的。當時我埋怨徐粹庵,為什麼不通知我,讓學生們擅作主張,但樹木已經砍下來了,枝葉已經丟掉了,所謂既成事實,又有什麼辦法呢?

  果然,曹耕翁知道了,對於這事,大不高興。他雖然譴責徐粹庵,但我覺得就是譴責我。他是一個愛惜名譽的人,以為學堂裡做一個小小秋千架,而砍去一棵可貴的柏樹,地方上人一定嘖有煩言。我不得已只好寫了一封謝罪的信去,自承己過。截下來的一棵柏樹是無法想了,幸而是較細的一棵;被釘的兩棵,把它解放了,也還不致有大損傷。此外便請府裡,立刻來做秋千架。我笑語同事各教員道:「為了老柏,卻使老伯不大高興(因為我呼曹耕翁為老伯),以後我們要謹慎些呀。」

  另有一事,卻較嚴重了。原來那時的山東巡撫為周馥,(號玉山,安徽人。)他不知有什麼事要到青島去,與德國人有什麼交涉。從濟南乘著膠濟鐵路火車到青島,要經過青州府的。省裡先有一個通知,給青州府知府,意思是說撫憲路過青州府,要令本府全體學生,到火車站列隊迎送,以示本省興學有效。

  那時府裡就派了一位幕友,到學堂裡來通知一聲,說是明天撫台大人過境,應請監督率領了全班學生,到火車站排隊迎送。誰知這位幕友,碰了我一個釘子回去。我說:「不但是我不到車站上去迎接,連學生我也不教他們到車站上去迎送。」我說:「辦學堂是為的造就人才,不是為官場中送往迎來用的,今天接一個撫台,明天送一個藩台,一天到晚,都是跑火車站,不必再讀書了。」

  那位幕友,碰了我一鼻子的灰回去,府裡覺得這事弄僵了,又怪那位幕友不善措辭,又推了一位高級幕友王鴻年先生來。此人也是一位知縣班子,他很能宛轉陳詞,他說:「朗兄的意思,太尊很以為然,學生豈是要他們送往迎來的。不過據兄弟們的意思,省裡既然要我們去接,我們也不能不服從。也許他們要看看我們的學堂辦得怎麼樣了,學生們整齊不整齊,倘然我們太倔強了,別的沒有什麼,怕的與太尊的考程有礙。我想如果朗兄不高興去,請派了監學李先生去,也無不可。」

  我聽了王鴻年的話,只得轉意了,便說:「既然如此,就請監學先生帶了學生們去吧」。於是傳諭學生,明日到火車站迎候撫軍,恭聽訓誨。可是學生們消息很靈,已知道了這事,便來問我,要去不要去?我只得推說:「我穿了素服,沒有衣冠,有所不便;再則我頭痛發燒,火車站上風大得很,所以李先生陪了你們去。」結果,學生去了十分之七,十分之三沒有去。

  這件事,在第一次的這位幕友(安徽人,忘其姓名)來過以後,我就有一點悔心,覺得言語也說得太激烈。試思中國官場,那一個不奉承上司,惟上司之言是聽。曹耕翁是位長者,又是一位好好先生,這事怕要損了他。不過前次那位幕友,神氣得很,好像命令我率領學生去接官,我是有點傲氣而吃不消呀!如果我對學生一番申說,學生都是青年,他們一鬧彆扭,那大家都不願意去,那真是弄僵了。

  到晚上,監學先生陪了學生回來了,我問怎麼樣?他說:「不但學生們沒有見到撫台,連太尊以及益都縣也沒有見到,說是一概擋駕道乏。據說:撫台大人在專車裡睡中覺,概不見客。」我問:「那末他也不知道學生們在車站上接他嗎?」他說:「他那裡知道?學生們在車站上站了班,只見一個武巡捕,手裡抓了一大疊手本,喊道:『那一位學堂裡的頭腦?』『那一位青州府中學堂的?」他望著那班學生發怔,後來我迎上前去,他說:『著學生一概退去!』我們聽了,也就退出來了。」

  這件事,那位幕友初回到府裡去時,不無媒蘖其詞,說我怎樣不近人情,而曹耕翁聽後當然也就不大樂意了。到了王鴻年來過,我並不堅持學生不去車站,也贊成監學可以陪了他們去,他也漸漸釋然了。及至火車站的情形,他也自己親眼看到時,也覺得甚沒意思。其實周馥並不注意什麼學堂與學生,他也並不要學生去車站迎送他,都是那班下屬討好上司罷了。那時周馥已是七十多歲了,是一個聾子。有人說:「他其實並不聾,關於遇到尷尬的事,他便裝著聾子,沒有聽見。」他在他的專車裡閉目養神,但並沒有睡著,深得前清做大官的技術,語雲:「不癡不聾,不作阿家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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