澤瀉集·新中國的女子_周作人

新中國的女子

　　三月十八日國務院殘殺事件發生以後，日文《北京週報》上有頗詳明的記述，有些地方比中國的御用新聞記者說的還要公平一點，因為他們不相信群眾拿有「幾支手槍」，雖然說有人拿著Stick的。他們都頗佩服中國女子的大膽與從容，明觀生在《可怕的刹那》的附記中有這樣的一節話：

　　「在這個混亂之中最令人感動的事，是支那女學生之剛健。凡有示威運動等，女學生大抵在前，其行動很是機敏大膽，非男生所能及。這一天女學生們也很出力。在我的前面有一個女學生，中了槍彈，她用了那毛線的長圍巾捫住了流出來的血潮，一點都不張皇，就是在那恐怖之中我也不禁感到欽佩了，我那時還不禁起了這個念頭，照這個情形看來支那將靠了這班女子興起來罷！」

　　北京週報社長藤原君也在社說中說及，有同樣的意見：

　　「據當日親身經歷目睹實況的友人所談，最可佩服的是女學生們的勇敢。在那個可怕的悲劇之中，女學生們死的死了，傷的傷了，在男子尚且不能支持的時候，她們卻始終沒有失了從容的態度。其時他就想到支那的興起或者是要在女子的身上了。以前有一位專治漢學的老先生，離開支那二十年之後再到北京來，看了青年女子的面上現出一種生氣，與前清時代的女人完全不同了，他很驚異，說照這個情形支那是一定會興隆的；我們想到這句話，覺得裡邊似乎的確表示著支那機運的一點消息。」

　　我們讀佩弦君的《執政府大屠殺記》，看見他說：

　　「我真不中用，出了門口，一面走，一面只是喘息。後面有兩個女學生，有一個我真佩服她，她還能微笑著對她的同伴說，『他們也是中國人哪！』這令我慚愧了！」

　　把這個與楊德群女士因了救助友人而被難的事實合起來看，我們可以相信日本記者的感想是確實的，並不全是由於異域趣味的浪漫的感激。其實這現象也是當然的，從種種的方面看來，女子對於革命事業的覺悟與進行必定要比男子更早，更熱烈堅定，因為她們歷來所身受的迫壓也更大而且更久。波蘭俄國以及朝鮮的革命史上女子占著多大的位置，大家大抵是知道的，中國雖是後進，也自然不能獨異。我並不想抹殺男子，以為他們不配負救國之責，但他們之不十分有生氣，不十分從容而堅忍，那是無可諱言的。我也並不如日本記者那樣以為女子之力即足以救中國，但我確信中國革命如要成功，女子之力必得占其大半。有革命思想的男子容易為母妻所羈留，有革命思想的女子不特可以自己去救國，還可以成為革命家之妻，革命家之母。這就是她們的力量之所在。

　　男女的思想行為的變化與性擇很有關係，不過現在都是以男性為主，將來如由女性來作「風雅的盟主」（Elegantiae Arbiter），不但兩性問題可以協和，一切也都好了。（斯妥布思女士的主張也即是其中之一部分。）現在不談別的，只說關於中國革命的事，我們的盟主應該是怎樣的一種人呢？這斷然不是躲在書齋裡讀《甲寅》的聰明小姐嘍，卻也未必一定是男裝從軍的木蘭一流人物。我在這裡忽然想起波蘭的一首詩來，這詩載在勃闌特思（Georg Brandes）所著《十九世紀波蘭文學論》中，是有名的復仇詩人密子克微支（Adam Mickiewicz）所作，題名「與波蘭的母親」，是表示詩人理想中的國民之母的，我們且看他是怎樣說法。大意云：

　　「趕快帶你的兒子到冷僻的洞窟裡，教他睡在蘆葦上，呼吸潮濕穢惡的空氣，與毒蟲同臥一處。在那裡，他將學會怎樣使他的憤怒潛伏，使他的思想叵測，沉默地毒死他的言語，卑屈的使他的形狀像那蝮蛇。我們的救主在做小孩的時候，在拿撒勒遊戲，拿了十字架，後來他就在這上面救了世界。波蘭的母親呵！倘若我是你，我將拿他的未來運命的玩具給他遊戲。早點給他鏈條鎖在手上，叫他習慣推那犯人的污穢的小車，使他見了劊子手的刀斧不會失色，見了絞索不會紅臉。

　　因為他並不如古時武士將往耶路撒冷充十字軍，插他的旗在那被征服的城上，也不像三色旗下的兵士將去耕自由之田地，沃以自己的鮮血。不，無名的奸細將告發了他，他當在偽誓的法官前辯護他自己，他的戰場是地下的囚室，不可抗的敵人就是他的裁判官。絞架的枯木即為他的墓標，幾個女人的眼淚，不久就幹了，以及國人的夜間的長談，是他死後的唯一的榮譽與記念。」

　　這是波蘭的賢母，但是良妻應當怎樣呢？據同一詩人在《格拉支那》（Gracyna）一篇中所說，她可以違背了丈夫的命令，犧牲了性命身家領地，毫無顧惜，只要能保存祖國的光榮，與敵人以損害。啊，波蘭的復仇詩人們，密子克微支與斯洛伐支奇，你們的火焰似的熱情是永不會消滅的，在這世界上還有迫壓與殘暴的時候。你們理想中的女子或者誠然不免有點過激，但在波蘭恐怕非如此不可，而且或者非如此波蘭也不會保存以至中興。

　　中國現在情形似乎比波蘭要好一點，（不過我也不能擔保，照這樣「整頓學風」下去，就快到那地步了，）因為如勃闌特思的《波蘭印象記》第二卷所說，「政府禁止在學校裡教女子讀波蘭文，但教裁縫是許可的，所以她們在石板上各畫一幅胸帶的圖，以防軍警來查，她們在桌上擺著裁縫材料，書籍放在下面，」中國總算還讓她們讀書。因此我覺得對於中國的女子還不至於希望她們成為波蘭式的賢母良妻，只希望她能引導我們激刺我們，並不是專去報復，是教我們怎樣正當地去愛與死。

　　我不知道中國的新婦女或舊婦女的愛情是猛烈還是冷淡，但我覺得中國男子大抵對於戀愛與生死沒有大的瞭解與修養，可見女性影響之薄弱無用。生在此刻中國的女子不但當以大膽與從容的態度處理自己的戀愛與死，還應以同樣的態度來引導——不，我簡直就說引誘或蠱惑男子去走同一的道路，而且使戀愛與死互相完成。這應當怎麼做，她們自己會知道，我們不能說，我只能表示這樣一個希望罷了。至於彈琴作畫吟詩刺繡的小姐們，本來也是好的，不過那是天下太平時代的裝飾品，正如一個霽紅花瓶，我決不想敲破他，不過不是像現在中國這樣的破落人家所該得起的，所以我不想頌揚。大約在二十年前，劉申叔先生正在東京辦《天義報》的時候，我曾做了三首偶成的詩，寄給他發表，現在還沒有忘記，轉錄在這裡，算作有詩為證罷。

　　為欲求新生，辛苦此奔走——
　　學得調羹湯，歸來作新婦。
　　不讀宛委書，但織鴛鴦錦，
　　織錦長一丈，春華此中盡。
　　出門懷大願，竟事不一吷，
　　款款墜庸軌，芳徽永斷絕。

　　民國十五年大殘殺之月末日，在北京書為被殺傷的諸女士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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