澤瀉集·關於三月十八日的死者_周作人

關於三月十八日的死者

　　一

　　我是極缺少熱狂的人，但同時也頗缺少冷靜，這大約因為神經衰弱的緣故，一遇見什麼刺激，便心思紛亂，不能思索更不必說要寫東西了。三月十八日下午我往燕大上課，到了第四院時知道因外交請願停課，正想回家，就碰見許家鵬君受了傷逃回來，聽他報告執政府衛兵槍擊民眾的情形，自此以後，每天從記載談話中聽到的悲慘事實逐日增加，堆積在心上再也擺脫不開，簡直什麼事都不能做。

　　到了現在已是殘殺後的第五日，大家切責段祺瑞賈德耀，期望國民軍的話都已說盡，且已覺得都是無用的了，這倒使我能夠把心思收束一下，認定這五十多個被害的人都是白死，交涉結果一定要比滬案壞得多，這在所謂國家主義流行的時代或者是當然的，所以我可以把徹底查辦這句夢話拋開，單獨關於這回遭難的死者說幾句感想到的話。——在首都大殘殺的後五日，能夠說這樣平心靜氣的話了，可見我的冷靜也還有一點哩。

　　二

　　我們對於死者的感想第一件自然是哀悼。對於無論什麼死者我們都應當如此，何況是無辜被戕的青年男女，有的還是我們所教過的學生。我的哀感普通是從這三點出來，熟識與否還在其外，即一是死者之慘苦與恐怖，二是未完成的生活之破壞，三是遺族之哀痛與損失。這回的死者在這三點上都可以說是極量的，所以我們哀悼之意也特別重於平常的弔唁。第二件則是惋惜。凡青年夭折無不是可惜的，不過這回特別的可惜，因為病死還是天行而現在的戕害乃是人功。人功的毀壞青春並不一定是最可嘆惜，只要是主者自己願意拋棄，而且去用以求得更大的東西，無論是戀愛或是自由。

　　我前幾天在茶話《心中》裡說，「中國人似未知生命之重，故不知如何善舍其生命，而又隨時隨地被奪其生命而無所愛惜。」這回的數十青年以有用可貴的生命不自主地被毀於無聊的請願裡，這是我所覺得太可惜的事。我常常獨自心裡這樣癡想，「倘若他們不死……」我實在幾次感到對於奇跡的希望與要求，但是不幸在這個明亮的世界裡我們早知道奇跡是不會出來的了。——我真深切地感得不能相信奇跡的不幸來了。

　　三

　　這回執政府的大殘殺，不幸女師大的學生有兩個當場被害。一位楊女士的屍首是在醫院裡，所以就搬回了；劉和珍女士是在執政府門口往外逃走的時候被衛兵從後面用槍打死的，所以屍首是在執政府，而執政府不知怎地把這二三十個親手打死的死體當作寶貝，輕易不肯給人拿去，女師大的職教員用了九牛二虎之力，到十九晚才算好容易運回校裡，安放在大禮堂中。第二天上午十時棺殮，我也去一看；真真萬幸我沒有見到傷痕或血衣，我只見用衾包裹好了的兩個人，只餘臉上用一層薄紗蒙著，隱約可以望見面貌，似乎都很安閒而莊嚴地沉睡著。

　　劉女士是我這大半年來從宗帽胡同時代起所教的學生，所以很是面善，楊女士我是不認識的，但我見了她們兩位並排睡著，不禁覺得十分可哀，好像是看見我的妹子——不，我的妹子如活著已是四十歲了，好像是我的現在的兩個女兒的姊姊死了似的，雖然她們沒有真的姊姊。當封棺的時候，在女同學出聲哭泣之中，我陡然覺得空氣非常沉重，使大家呼吸有點困難，我見職教員中有鬚髮斑白的人此時也有老淚要流下來，雖然他的下頷骨亂動地想忍他住也不可能了。……

　　這是我昨天在《京副》發表的文章中之一節，但是關於劉楊二君的事我不想再寫了，所以抄了這篇「刊文」。

　　四

　　二十五日女師大開追悼會，我胡亂做了一副挽聯送去，文曰，

　　死了倒也罷了，若不想到二位有老母倚閭，親朋盼信。
　　活著又怎麼著，無非多經幾番的槍聲驚耳，彈雨淋頭。

　　殉難者全體追悼會是在二十三日，我在傍晚才知道，也做了一聯：

　　赤化赤化，有些學界名流和新聞記者還在那裡誣陷。
　　白死白死，所謂革命政府與帝國主義原是一樣東西。

　　慚愧我總是「文字之國」的國民，只會以文字來記念死者。

　　民國十五年三月十八日之後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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