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洲四文藝與道德_周作人

四文藝與道德

　　英國的藹理斯不是專門的文藝批評家，實在是一個科學家，性的心理學之建設者，但他也作有批評文藝的書。因為如上邊所說，他毫無那些專門「批評家」的成見與氣焰，不專在瑣屑的地方吹求，——卻純從大處著眼，用了廣大的心與緻密的腦估量一切，其結果便能說出一番公平話來，與「批評家」之群所說的迥不相同，這不僅因為他能同時理解科學與藝術，實在是由於精神寬博的緣故。讀他所著的《新精神》，《斷言》，《感想錄》以至《男女論》，《罪人論》，《性的心理研究》和《夢之世界》，隨處遇見明智公正的話，令人心悅誠服。先前曾從《感想錄》中抄譯一節論猥褻的文章，在「綠洲」上介紹過，現在根據《斷言》（Affirmations 1898）再抄錄他的一點關於文藝與道德的意見。

　　《斷言》中共有六篇文章，是分論尼采，凱沙諾伐（Casanova），左拉，許斯曼（Huysmans），聖弗蘭西思的，都是十分有趣的題目，一貫的流通著他那健全清淨的思想。現在所引卻只是凱沙諾伐與左拉兩章裡的話。凱沙諾伐是十八世紀歐洲的一個著名不道德的人物，因為他愛過許多許多的婦人，而且還留下一部法文日記，明明白白的紀述在上面，發刊的一部分雖然已經編者的「校訂」還被歸入不道德文書項下，據西蒙士（Symons）在《數世紀的人物》中所說，對於此書加以正當的批判者——至少在英美——只有藹理斯一人。凱沙諾伐雖然好色，但他決不是玩弄女性的人。「他完全把握著最近性的心理學者所說的『求愛的第二法則』，便是男子不專圖一己之滿足而對於女子的身心的狀態均有殷勤的注意。在這件事上，凱沙諾伐未始不足給予現在最道德的世紀裡的許多賢夫的一個教訓。他以所愛婦女的悅樂為悅樂而不耽於她們的供奉，她們也似乎懇摯的認知他的愛術的工巧。凱沙諾伐愛過許多婦女，但不曾傷過幾個人的心。……一個道德纖維更細的人不會愛這許多女人，道德纖維更粗的人也不能使這許多女人仍是幸福。」這可以說是確當的批語。

　　但凱沙諾伐日記價值還重在藝術的一方面，據藹理斯說這是一部藝術的好書，而且很是道德的。「淑本好耳（Schopenhauer）有一句名言，說我們無論走人生的那一條路，在我們本性內總有若干分子，須在正相反對的路上才能得到滿足；所以即使走任何道路，我們總還是有點煩躁而且不滿足的。在淑本好耳看來，這個思想是令人傾於厭世的，其實不必如此。我們愈是綿密的與實生活相調和，我們裡面的不用不滿足的地面當然愈是增大。但正是在這地方，藝術進來了。藝術的效果大抵在於調弄這些我們機體內不用的纖維，因此使他們達到一種諧和的滿足之狀態，——就是把他們道德化了，倘若你願意這樣說。

　　精神病醫生常述一種悲慘的風狂病，為高潔的過著禁欲生活的老處女們所獨有的。她們當初好像對於自己的境遇很滿意，過了多少年後，卻漸顯出不可抑制的惱亂與色情衝動；那些生活上不用的分子，被關閉在心靈的窖裡，幾乎被忘卻了，終於反叛起來，喧擾著要求滿足，古代的狂宴——基督降誕節的臘祭，聖約翰節的中夏祭，——都證明古人很聰明的承認，日常道德的實生活的約束有時應當放鬆，使他不至於因為過緊而破裂。

　　我們沒有那狂宴了，但我們有藝術替代了他。我們的正經的主母不復遣發女兒們拿著火把在半夜裡往山林中去，在那裡跳舞與酒與血將給她們以人生秘密之智識；現在她卻帶了女兒們看『忒列斯丹』（Tristan）去，——幸而不能看徹那些小心地養大的少年心靈在那時是怎樣情形。藝術的道德化之力，並不在他能夠造出我們經驗的一個怯弱的模擬品，卻在於他的超過我們經驗以外的能力，能夠滿足而且調和我們本性中不曾充足的活力。藝術對於鑒賞的人應有這種效力，原也不足為奇；如我們記住在創作的人藝術正也有若干相似的影響。或評畫家瓦妥（Watteau）雲蕩子精神，賢人行徑。摩訶末那樣放佚地描寫天國的黑睛仙女的時候，還很年青，是一個半老女人的品行端正的丈夫。

　　『唱歌是很甜美；但你要知道，
　　嘴唱著歌，只在他不能親吻的時候。』

　　曾經有人說瓦格納（Wagner），在他心裡有著一個禁欲家和一個好色家的本能，這兩種性質在使他成大藝術家上面都是一樣的重要。這是一個很古的觀察，那最不貞潔的詩是最貞潔的詩人所寫，那些寫得最清淨的人卻生活得最不清淨。在基督教徒中也正是一樣，無論新舊宗派，許多最放縱的文學都是教士所作，並不因為教士是一種墮落的階級，實在只因他們生活的嚴正更需這種感情的操練罷了。從自然的觀點說來，這種文學是壞的，這只是那猥褻之一種形式，正如許思曼所說唯有貞潔的人才會做出的；在大自然裡，欲求急速地變成行為，不留什麼痕跡在心上面，或一程度的節制——我並不單指關於性的事情，並包括其他許多人生的活動在內，——是必要的，使欲求的夢想和影像可以長育成為藝術的完成的幻景。但是社會的觀點卻與純粹的自然不同。

　　在社會上我們不能常有容許衝動急速而自由地變成行為的餘地；為要免避被迫壓的衝動之危害起見，把這些感情移用在更高上穩和的方面卻是要緊了。正如我們需要體操以伸張和諧那機體中不用的較粗的活力一樣，我們需要美術文學以伸張和諧那較細的活力，這裡應當說明，因為情緒大抵也是一種肌肉作用，在多少停頓狀態中的動作，所以上邊所說不單是普通的一個類似。從這方面看來，藝術正是情緒的操練。像凱沙諾伐日記一類的書，是這種操練中的重要部分。這也會被濫用，正如我們賽跑的或自轉車手的過度一樣；但有害的是濫用，並不是利用。在文明的人為制度之下，鑒賞那些英雄地自然的人物之生活與行事，是一種含有精妙的精神作用的練習。因此這樣的文學具有道德的價值：他幫助我們平安地生活，在現代文明的分化的日程之中。」（原文114—117）

　　藹理斯隨後很暢快的加上一句結論。「如有有教化的男子或女子不能從這書裡得到一點享樂，那麼在他必定有點不健全而且異常，——有點徹心地腐敗了的地方。」

　　左拉的著作，在講道德的宗教家和談「藝術」的批評家看來，都是要不得的，他的自然主義不但淺薄而且有害。不過那些議論不去管他也罷，我們只想一說藹理斯的公正的批語。據他所說造成左拉的文學的有三種原因：第一，他的父系含有希臘意大利的血脈；第二，家庭裡的工學的習慣；第三，最重要的是少年時代貧窮的禁欲生活。「那個怯弱謹慎的少年——因為據說左拉在少年及壯年時代都是這樣的性質，——同著他所有新鮮的活力被閉關在頂樓上，巴黎生活的全景正展開在他的面前。為境遇及氣質所迫，過著極貞潔清醒的生活，只有一條路留著可以享受。那便是視覺的盛宴。

　　我們讀他的書，可以知道他充分的利用，因為《路剛麥凱耳叢書》中的每冊都是物質的視象的盛宴。左拉仍是貞潔，而且還是清醒，但是這早年的努力，想吸取外界的景象聲音以及臭味，終於形成一種定規的方法。劃取人生的一角，詳細紀錄它的一切，又放進一個活人去，描寫他周圍所有景象臭味與聲音，雖然在他自己或者全是不覺的，這卻是最簡單的，做一本『實驗小說』的方劑。這個方法，我要主張，是根據于著者之世間的經驗的。人生只現作景象聲音臭味，進他的頂樓的窗，到他的面前來。」

　　「左拉對於他同時的以及後代的藝術家的重要供獻，他所給予的激刺的理由，在於他證明那些人生的粗糙而且被忽視的節目都有潛伏的藝術效用。《路剛麥凱耳叢書》，在他的虛弱的同僚看來，好像是從天上放下來的四角縫合的大布包，滿裝著四腳的獸，爬蟲和鳥，給藝術家以及道德家一個訓示，便是世上沒有東西可以說是平凡或不淨的。自此以後，別的小說家因此能夠在以前決不敢去的地方尋到感興，能夠用了強健大膽的文句去寫人生，要是沒有左拉的先例，他們是怕敢用的；然而別一方面，他們還是自由的可以在著作上加上單純精密與內面的經驗，此三者都是左拉所沒有的特色。」總之左拉「推廣了小說的領域」，即此一事也就足以在文藝史上劃一時期了。

　　左拉好用粗俗的話寫猥褻的事，為舉世詬病之原因，但這也正是他的一種大的好處。藹理斯說，「推廣用語的範圍不是有人感謝的事，但年長月久，虧了那些大膽地採用強烈而單純的語句的人們，文學也才有進步。英國的文學近二百年來，因為社會的傾向忽視表現，改變或禁用一切有力深刻的文詞，很受了阻礙。倘若我們回過去檢查屈塞，或者就是沙士比亞也好，便可知道我們失卻了怎樣的表現力了。……例如我們幾乎已經失了兩個必要的字『肚』與『腸』，在《詩篇》中本是用得很多而且很巧妙的；我們說『胃』，但這個字不但意義不合，在正經的或詩趣的運用上也極不適宜。凡是知道古代文學或民間俗語的人，當能想起同樣的單純有力的語句，在文章上已經消失，並不曾留下可用的替代字。在現代的文章上，一個人只剩了兩截頭尾。因為我們拿尾閭尾為中心，以一尺八寸的半徑——在美國還要長一點——畫一圓圈，禁止人們說及圈內的器官，除了那『打雜』的胃；換言之，便是我們使人不能說著人生的兩種中心的機關（食色）了。

　　在這樣境況之下，真的文學能夠生長到什麼地步，這是一個疑問，因為不但文學因此被關出了，不能與人生的要點接觸，便是那些願意被這樣的關出，覺得在社會限定的用語範圍內很可自在的文人，也總不是那塑成大著作家的英勇底質料所造出來的了。社會上的用語限定原是有用的，因為我們都是社會的一員，所以我們當有一種保障，以免放肆俗惡之侵襲。但在文學上我們可以自由決定讀自己願讀的書，或不讀什麼，〔所以言語的放縱並無妨害；〕如一個人只帶著客廳裡的話題與言語，懦怯地走進文藝的世界裡去，他是不能走遠的。我曾見一冊莊嚴的文學雜誌輕蔑的說，一個女人所作的小說乃論及那些就是男子在俱樂部中也不會談著的問題。我未曾讀過那本小說，但我覺得因此那本小說似乎還可有點希望。文學當然還可以墮落到俱樂部的標準以下去，但是倘若你不能上升到俱樂部的標準以上，你還不如坐在俱樂部裡，在那裡講故事，或者去掃外邊的十字路去。

　　……在無論什麼時期，偉大文學沒有不是伴著英勇的，雖然或一時代，可以使文學上這樣英勇的實現，較別時代更為便利。在現代英國，勇敢已經脫離藝術的路道，轉入商業方面，很愚蠢的往世界極端去求實行。因為我們文學不是很英勇的，只是幽閉在客廳的濁空氣裡，所以英國詩人與小說家不復是世界的勢力，除了本國的內室與孩房之外再也沒人知道。因為在法國不斷有人出現，敢於英勇的去直面人生，將人生鍛接到藝術裡去，所以法國的文學是世界的勢力，在任何地方，只要有明智的人能夠承認它的造就。如有不但精美而且又是偉大的文學在英國出現，那時我們將因了它的英勇而知道它，倘或不是憑了別的記號。」（原文148—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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