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近代散文_周作人

關於近代散文

　　我與國文的因緣說起來很有點兒離奇。我曾經在大學裡講過幾年國文，可是我自己知道不是弄國文的，不能擔當這種工作。在書房裡我只讀完了四書，五經則才讀了一半，這就是說《詩》與《易》，此外都只一小部分。進了水師學堂之後，每禮拜有一天的漢文功課，照例做一篇管仲論之類的文章，老師只給加些圈點，並未教示什麼義法與規矩。民國前六年往日本，這以後就專心想介紹翻譯外國文學，雖然成績不能很好，除了長篇小說三部，中篇二部，即《炭畫》與《黃薔薇》之外，只有兩冊《域外小說集》刊行於世。民國元年在本省教育司做了半年臥病的視學，後來改而教書，自二年至六年這中間足足五十個月，當了省立第五中學的英文教員，至其年四月這才離開紹興，來到北京。

　　當時蔡孑民先生接辦北京大學，由家兄寫信來叫我，說是有希臘羅馬文學史及古英文等幾門功課，可以分給我擔任，於是跑來一看，反正那時節火車二等單趟不過三四十元，出門不是什麼難事。及至與蔡先生見面，說學期中間不能添開功課，這本來是事實，還是教點預科的作文吧。這使我聽了大為喪氣，並不是因為教不到本科的功課，實在覺得國文非我能力所及，雖然經錢玄同沈尹默諸位朋友竭力勸挽，我也總是不答應，從馬神廟回寓的路上就想定再玩兩三日，還是回紹興去。

　　可是第二天早半天蔡先生到會館來，叫我暫在北大附設的國史編纂處充任編纂之職，月薪一百二十元，剛在洪憲倒壞之後，中交票不兌現，只作五六折使用，卻也不好推辭，便即留下，在北京過初次的夏天。這其間不幸發了一次很嚴重的疹子，接著又遇見那滑稽而醜惡的復辟，這增進了我好些見識，所以也可以說是不幸中之幸。秋間北大開學，我加聘為文科教授，擔任希臘羅馬文學史歐洲文學史兩課各三小時，一面翻譯些外國小說，送給《新青年》發表，又在《晨報副刊》上寫點小文章，這樣仿佛是我的工作上了軌道，至文學研究會成立，沈雁冰鄭西諦接辦《小說月報》，文學運動亦已開始了。

　　恰巧友人沈尹默錢玄同馬幼漁叔平隅卿等在辦理孔德學校，拉我參加，尹默托我代改高小國文作文本，我也答應了，現今想起來是我與國文發生關係之始，其後又與尹默玄同分擔任初中四年國文教課，則已在民國十二三年頃矣。十一年夏天承胡適之先生的介紹，叫我到燕京大學去教書，所擔任的是中國文學系的新文學組，我被這新字所誤，貿貿然應允了，豈知這還是國文，根本原是與我在五年前所堅不肯擔任的東西一樣，真是大上其當。這不知怎樣解說好，是緣分呢，還是運命，我總之是非教國文不可。那時教師只是我一個人，助教是許地山，到第二年才添了一位講師，便是俞平伯。

　　我的功課是兩小時，地山幫教兩小時，即是我的國語文學這一門的一部分。我自己擔任的國語文學大概也是兩小時吧，我不知道這應當怎樣教法，要單講現時白話文，隨後拉過去與《儒林外史》《紅樓夢》《水滸傳》相連接，雖是容易，卻沒有多大意思，或者不如再追上去，到古文裡去看也好。我最初的教案便是如此，從現代起手，先講胡適之的《建設的文學革命論》，其次是俞平伯的《西湖六月十八夜》，底下就沒有什麼了。其時冰心女士還在這班裡上課，廢名則剛進北大預科，徐志摩更是尚未出現，這些人的文章後來也都曾選過，不過那是在民國十七八年的時候。

　　這之後加進一點話譯的《舊約》聖書，是《傳道書》與《路得記》吧，接著便是《儒林外史》的楔子，講王冕的那一回，別的白話小說就此略過，接下去是金冬心的《畫竹題記》等，鄭板橋的題記和家書數通，李笠翁的《閒情偶寄》抄，金聖歎的《水滸傳序》。明朝的有張宗子，王季重，劉同人，以至李卓吾，不久隨即加入了三袁，及倪元璐，譚友夏，李開先，屠隆，沈承，祁彪佳，陳繼儒諸人，這些改變的前後年月現今也不大記得清楚了。

　　大概在這三數年內，資料逐漸收集，意見亦由假定而漸確實，後來因沈兼士先生招赴輔仁大學講演，便約略說一過，也別無什麼新鮮意思，只是看出所謂新文學在中國的土裡原有他的根，只要著力培養，自然會長出新芽來，大家的努力決不白費，這是民國二十一年的事。至於資料，又漸由積聚而歸刪汰，除重要的幾個人以外，有些文章都不收入，又集中於明代，起于李卓吾，以李笠翁為殿，這一回再三斟酌，共留存了十人，文章長短七十餘篇，重複看了一遍，看出其中可以分作兩路，一是敘景兼事的紀游文，一是說理的序文，大抵關於思想文學問題的，此本出於偶然，但是我想到最初所選用的胡俞二君的大文，也正是這兩條路的代表作，我覺得這偶然便大有意味，說是非偶然亦可也。還有一層，明季的新文學發動于李卓吾，其思想的分子很是重要，容肇祖君在《李卓吾評傳》中也曾說及。

　　民初的新文學運動正是一樣，他與禮教問題是密切有關的，形式上是文字文體的改革，但假如將其中的思想部分擱下不提，那麼這運動便成了出了氣的燒酒，只剩下新文藝腔，以供各派新八股之採用而已。明末這些散文，我們這裡稱之曰近代散文，雖然已是三百年前，其思想精神卻是新的，這就是李卓吾的一點非聖無法氣之留遺，說得簡單一點，不承認權威，疾虛妄，重情理，這也就是現代精神，現代新文學如無此精神也是不能生長的。古今不同的地方有這一點，李卓吾打破固有的虛妄，卻是走進佛教裡去，被道學家稱為異端，現今則以中國固有的疾虛妄的精神為主，站在儒家的立場來清算一切謬誤，接受科學知識做幫助，這既非教旨，亦無國屬，故能有利無弊。

　　我本來不是弄國文的人，現在卻來談論國文，又似乎很有意見，說的津津有味，豈不怪哉。我自己還是相信沒有教國文的能力，但我是中國人，對於漢文自不能一點不懂不會，至少與別的事物相比總得要多知道一點，而且究竟講過十年以上，雖然不知說的對與不對，總之於不知為不知之外問我所知，則國文終不得不拿來搪塞說是其一矣。近代散文的資料至今存在，閑中取閱，重為訂定，人數篇數具如上述。國文教員樂得擺脫，破書斷簡落在打鼓擔裡有何可惜，但凡有所主張亦即有其責任，我今對於此事更有說明，非重視什麼主張，實只是表明自己的責任而已。

　　民國三十四年七月二十七日，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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