藥堂雜文·釋子與儒生_周作人

釋子與儒生

　　讀賀子翼的《水田居集》，有《詩筏》二卷，所說通達事理多可喜，有一則云：

　　「貫休詩氣幽骨勁，所不待言，餘更奇其投錢鏐詩云，滿堂花醉三千客，一劍霜寒十四州，鏐諭改為四十州乃相見，休雲，州亦難添，詩亦難改，遂去。貫休于唐亡後有湘江懷古詩，極感憤不平之恨，又嘗登鄱陽寺閣，有故國在何處，多年未得歸，終學於陵子，吳中有綠薇之句。士大夫平時以無父無君譏釋子，唐亡以後滿朝皆朱梁佐命，欲再求一凝碧詩幾不復得，豈知僧中尚有貫休，將無令士大夫入地耶。」嚴九能著《蕙櫋雜記》中亦云：

　　「大慧禪師曰，予雖學佛者，而愛君憂國之心與忠義士大夫等。紫柏老人讀《宋史》李芾傳大慟，怒侍者不哭，欲推墮岩下。被緇削髮，究無生法忍，須具如此胸襟而後可。」這兩節都說得極好，不但是關於佛教有所說明，也可以移用到別的事情上來。平常士大夫辟佛只罵倒世俗和尚而已，于佛教精神全不曾理會得。如阮葵生著《茶餘客話》卷十二云：

　　「昔人謂佛老都是忍心漢。人之所以為忠臣孝子義夫節婦者，其心皆有所不忍也，佛老則無所不忍。嗚呼，君父何人，忠孝何事，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此即是一例。聲聞緣覺二乘可以說是獨善其身的辦法，若是大乘菩薩的行願，單就眾生無邊誓願度來說，堯舜其猶病諸，唯有大禹可以夠得上吧，蓋士大夫都是臣子的身份，故以忠孝為其義務，菩薩乃以君父自居，欲盡其慈仁之責，所以更是難能而可貴了。中國儒生亦稱引禹稷，而行禹之道者卻只有墨者，孟子又複斥之為禽獸，張和仲著《千百年眼》卷三曾論之曰：

　　「世方決性命之情以饕富貴，安肯如楊子之不拔一毛，世方後公事急身圖，安肯如墨氏之摩頂放踵而利天下。妨道蠹民，其唯鄉願乎，彼其通宦機適俗性，故能深投小人之好，而且以久流於世也。然楊墨真而鄉願偽，試思泣岐悲染是何等心胸，即墨子守宋一端，已為古今奇績，假令世有若人，又何暇稽其無父無君之流弊，即目之為忠臣孝子可矣。」由是可知，釋子學佛，與墨者學禹相同，都不是容易事，非是有血性人不能到，若楊子為我，有如修小乘者，但了得四諦，至多可獲阿羅漢果，終是自了漢，不可同日而語也。《孟子·離婁下》云：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饑者，由己饑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這裡說的本很圓通，明明說出有兩條路，即平世與亂世不同，其實這不同的還只是兩種人，禹稷與顏回有如伯夷與柳下惠，情性能力不是一樣，孟子同樣看待，雖或與事情不甚相合，這寬大的看法總是可取的。後來的儒生卻更是不遜，大約自從韓愈以來一心只想道統，以明其道不計其功為口實，便以為天下最高的只有一種人，便是講學家，這在佛教還夠不上小乘，大抵等於唱經的和尚罷。《癸巳存稿》十三《黃石齋年譜當毀論》中引石齋講書問答，有云：

　　「禹稷做一代宗祖，細于路人，仲尼做樹下先生，尊于天地。此處看破，才有克復源頭。」俞理初甚以為非，謂以禹稷細於路人，不似克復人語，其實克己復禮與救民饑溺元是兩樣事，如何比較得來，如必謂講克復勝於救民，則害理甚矣。據我們平凡人想，儒家本是講實際的，並不是不重功利，那麼其理想當然是禹稷，孔子棲棲皇皇的奔走，其理由也無非是憂民，所以如是其急，等到沒法下手去幹，這才來坐在樹下找幾個學生講講，所講的恐怕還是入世的問題要緊，性命之理也總在罕言之列罷。韓愈辟佛成名之後，後人忽又見禪理而大悅，於是儒家的主要事情變成專談玄學，案此在西儒稱為物理後學，中國儒家著重世事，此正是物理所有事，乃跳過了來講後半橛，反而專弄玄虛，難怪反為釋子所輕，蓋彼如不專務拜懺唱戲，其大慈悲種子猶未斷絕也。籠統的說一句，中國儒生漢以後道士化了，宋以後又加以禪和子化了，自己的生命早已無有，更何從得有血性與胸襟乎？這一篇賬如不算結，儒家永無複生之望，所餘留而或將益以繁榮者，也只是儒教式的咒語與符籙而已。

　　二十九年三月七日，改寫前年所撰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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