藥堂雜文·道德漫談_周作人

道德漫談

　　從杭州搜得《悱子讀史記》二冊，不佞絕不喜史論，而此書乃不惜高價遠道以得之，則因其為鄉人著作耳。書不分卷，而分本紀年表世家列傳四目，共計書後百一十篇，山陰葉驥撰，有康熙丁醜自序，刻於乾隆己醜，用木活字，已在七十二年後矣。史論只是那麼一回事，讀去本無甚期待，如說漢高帝一生有兩哭兩泣，頗可解頤，但亦不過波峭而已，末一篇《書貨殖列傳後》，卻很寫得有意思。其大旨謂謀道不謀食，為三代以前言之也，學者必先治生，為三代以後言之也。結論云：

　　「要之自有生民以來即有衣食之憂，第其憂有上下之別耳。一民饑由己饑之也，一民寒由己寒之也，是時則憂在上矣，故下可不憂。君者所以役民也，民者所以奉君也，是時則憂在下矣，雖欲勿憂，其可得乎哉。」這一節話讀了很有點喜歡，因為與我平日的意見相似。葉君在文中曆敘他的理論的根據，有云：

　　「三代之時，仕有祿，農有田，百工技藝莫不有所，民間出入豐歉，皆君為之計，循其法而行之，無不得食。及井田廢而王道壞，人無恆產，仕而得祿者十無一二，餘皆藉其智力，以自食于農工商賈之途，謀之則得食，不謀則不得食，上之人不知也，饑寒飽暖，一惟己之智力是問矣。」又云：

　　「或曰，孔子弟子惟子貢貨殖，其餘皆憂道不憂貧，未聞有饑寒而死者。噫，是時先王遺制未泯，恆產猶在人間，至貧如顏子，猶有負郭田百畝，彼所謂不憂貧，特不作富貴想耳，豈至饑寒而死哉。」這些話都說得很有趣味，但是不免過於理想，不能作為確實的根據。井田等等三代的善政于史上多無可考，世界古史及民俗學裡也難找得這種類例，所以如信為史實，以為民生衣食之憂有兩個時期，即憂有上下之別，那是不對的，但假如當作儒者理想看，說儒家思想有兩段落或分派，此即饑寒由己，民以奉君，憂在上與憂在下這兩種，那麼這道理不但說得過去而且也是很有意義的事了。

　　老實說，我平常是頗喜歡儒家，卻又同時不很喜歡儒家的。從前與老朋友談天，講到古來哲人諸子，總多恕周秦而非漢，或又恕漢而非宋，非敢開倒車而復古也，不知怎的總看出些儒家的矛盾，以為這大概是被後人弄壞的，世間常說孔孟是純淨的儒家，一誤于漢而增加荒誕分子，再誤于宋而轉益嚴酷，我們也便是這樣看法，雖然事實上並不很對，因為在孔孟書中那些矛盾也並不是沒有。《孟子》卷四《離婁下》云：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饑者，由己饑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今有同室之人鬥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鄉鄰有鬥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這裡的話有些有點兒不合事理。禹稷顏子如果同道，那麼其形跡不同當由於地位之異，所謂易地則皆然也，說平世亂世似乎分得不對，禹時有洪水，雖非亂世，豈不是大災禍之時乎。

　　至於以同室與鄉鄰之鬥分別作譬喻，更欠切貼，只要全篇通讀一過，即可看出不能自圓其說。照這樣看來，我們把一切都歸咎後儒，未免很有點冤枉的。我想，這個毛病還是在於儒家本身裡，他有前後兩宗分子摻合在一起，其不能融和正是當然的了。所謂前後分子，最好便借用悱子的現成話，即是饑寒由己，民以奉君這兩樣不同的觀念，換句話說，亦即是儒者自居的地位不同，前後有主奴之別也。這樣看來，我們喜歡與不喜歡的原故也就可以明瞭，其理由也可以說是並沒什麼不合了。孟子書中于讚美禹稷之外又常提及仁政，最具體的如在《梁惠王上》所云：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對於梁惠王齊宣王都說過同樣的話，在《盡心上》伯夷避紂章中又反覆的說，可見這在孟子是極重要的事，無論實行上效果如何，總之這還是古聖心法的留遺，至少是以禹稷為模範的，可以說是儒家的大乘一派。又《盡心下》云：

　　「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為了這幾句話，不但使得孟子坐不穩聖廟，而且還幾乎受明太祖的箭射，此最顯得出孟子的真精神，與其思想的真來源也。但《滕文公下》答公都子問中大罵楊墨，最言重的是這一段：

　　「楊子為我，是無君也。墨子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楊子姑且不論，墨子實在是禹之徒，摩頂放踵而利天下，或少事實可征，若守宋國一事，已盡足與子貢存魯相比，孟子尊大禹而於墨子加以羅織，未免於理有乖，視上文論鬥更差一步矣。《論語》記言甚簡略，故孔子無具體的大段言論，惟對於禹之傾倒極為顯著，至稱之為無間然，又其所標舉德目最要為仁與智與勇，此雖稍為抽象，但亦正與後來的小乘派截然不同。《莊子·天道篇》云：

　　「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敖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這雖是道家所說的話，卻是很得要領，顯得出儒家廣大的精神，總是以利他為宗，與饑寒由己的思想一致。後來儒者便是另一條路，蓋其思想轉為君以役民，民以奉君了，故其言曰，臣罪當誅，天王聖明，曰天下無不是的父母，曰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天地萬物只以三綱統之，孔子所舉示的仁智勇已被閣置，改易為忠孝貞節，此三者本亦不壞，但是人的道德只局限于對於君父與夫的服役，與前者利他的精神相比，其大小廣狹顯然大異，即使不說別的，其為小乘總是無可疑了。在奉者一方面做去，不無犧牲之美德，但在役者一方面這便容易有威福的傾向，故此種教條無論怎樣說的巧妙圓到，總不能完全脫掉利己的氣味，實是無可如何的事，蓋由於事實然也。

　　以上所說本來只是外行人的考察，又說得很淩亂，難免有些錯誤，不過這都沒有多大關係，我對於經學或哲學不曾有研究，說錯看錯無寧說是當然，這裡我只是以中國人的關係對於本國的事來插一句嘴而已。上文儘管說的不對，我只想表明這一點意見，中國思想中有為人民與君父的兩派，後者後來獨佔勢力，統制了國民的道德觀念，這是很不幸的一件事。我平常讀近代文人的文集，其中所記多是大官，孝子節婦等事，看筆記則大都講雷擊不孝，節婦子中舉，展卷輒感不愉快，此皆所謂有益於風教之文字也，但其意思何其卑陋，影響何其下劣耶。

　　在上者如務恫嚇，不服事將有鬼責，在下者計利得，服事將獲富貴，是使父子夫婦之親不以天然的恩情相維繫，反而責報償論利害，豈非以涼薄為教，民德焉得而不日降哉。竊意中國道德標準宜加改正，應以愛人親民為主，知己之外有人，而己亦即在人中，利他利己即是一事，空洞的一句話，在現今中國相信卻是良藥，只是如何吃下去，則不佞尚未想出方法耳。一杯藥水到了肚裡，怎樣作用生出反應，身裡的老病和舊毒怎樣的變化增減，原有鐵似的自然法則在焉，或愈或不愈，人力殆不能變動，俗語雲，醫生有割股之心，也只有是盡心開一方案，但如說得不敬一點，則又可謂之盡人事也。

　　廿九年九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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