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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思想問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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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思想問題,這是一個重大的問題,但是重大,卻並不嚴重。本人平常對於一切事不輕易樂觀,唯獨對於中國的思想問題卻頗為樂觀,覺得在這裡前途是很有希望的。中國近來思想界的確有點混亂,但這只是表面一時的現象,若是往遠處深處看去,中國人的思想本來是很健全的,有這樣的根本基礎在那裡,只要好好的培養下去,必能發生滋長,從這健全的思想上造成健全的國民出來。 這中國固有的思想是什麼呢?有人以為中國向來缺少中心思想,苦心的想給他新定一個出來,這事很難,當然不能成功,據我想也是可不必的,因為中國的中心思想本來存在,差不多幾千年來沒有什麼改變。簡單的一句話說,這就是儒家思想。可是,這又不能說的太簡單了,蓋在沒有儒這名稱之前,此思想已經成立,而在士人已以八股為專業之後也還標榜儒名,單說儒家,難免淆混不清,所以這裡須得再申明之雲,此乃是以孔孟為代表,禹稷為模範的那儒家思想。舉實例來說最易明瞭,《孟子》卷四《離婁下》云: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饑者,由己饑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卷一《梁惠王上》云: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後者所說具體的事,所謂仁政者是也,前者是說仁人之用心,所以儒家的根本思想是仁,分別之為忠恕,而仍一以貫之,如人道主義的名稱有誤解,此或可稱為人之道也。阮伯元在《論語論仁論》中云: 「《中庸篇》,仁者人也。鄭康成注,讀如相人偶之人。相人偶者謂人之偶之也,凡仁必于身所行者驗之而始見,亦必有二人而仁乃見,若一人閉戶齊居,瞑目靜坐,雖有德理在心,終不得指為聖門所謂之仁矣。蓋士庶人之仁見於宗族鄉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仁見於國家臣民,同一相人偶之道,是必人與人相偶而仁乃見也。」這裡解說儒家的仁很是簡單明瞭,所謂為仁直捷的說即是做人,仁即是把他人當做人看待,不但消極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還要以己所欲施於人,那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更進而以人之所欲施之於人,那更是由恕而至於忠了。章太炎先生在《菿漢微言》中云: 「仲尼以一貫為道為學,貫之者何,只忠恕耳。諸言絜矩之道,言推己及人者,於恕則已盡矣。人食五穀,麋鹿食薦,即且甘帶,鴟鴞嗜鼠,所好未必同也,雖同在人倫,所好高下亦有種種殊異,徒知絜矩,謂以人之所好與之,不知適以所惡與之,是非至忠焉能使人得職耶。盡忠恕者是唯莊生能之,所雲齊物即忠恕兩舉者也。二程不悟,乃雲佛法厭棄己身,而以頭目腦髓與人,是以己所不欲施人也,誠如是者,魯養爰居,必以太牢九韶耶。以法施人,恕之事也,以財及無畏施人,忠之事也。」忠恕兩盡,誠是為仁之極致,但是頂峰雖是高峻,其根礎卻也很是深廣,自聖賢以至凡民,無不同具此心,各得應其分際而儘量施展,如阮君所言,士庶人之仁見於宗族鄉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仁見於國家臣民,有如海水中之鹽味,自一勺以至於全大洋,量有多少而同是一味也。還有一點特別有意義的,我們說到仁仿佛是極高遠的事,其實倒是極切實,也可以說是卑近的,因為他的根本原來只是人之生物的本能。焦理堂著《易餘龠錄》卷十二有一則云: 「先君子嘗曰,人生不過飲食男女,非飲食無以生,非男女無以生生。唯我欲生,人亦欲生,我欲生生,人亦欲生生,孟子好貨好色之說盡之矣。不必屏去我之所生,我之所生生,但不可忘人之所生,人之所生生。循學《易》三十年,乃知先人此言聖人不易。」案《禮記·禮運篇》云: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說的本是同樣的道理,但經焦君發揮,意更明顯。飲食以求個體之生存,男女以求種族之生存,這本是一切生物的本能,進化論者所謂求生意志,人也是生物,所以這本能自然也是有的。不過一般生物的求生是單純的,只要能生存便不問手段,只要自己能生存,便不惜危害別個的生存,人則不然,他與生物同樣的要求生存,但最初覺得單獨不能達到目的,須與別個聯絡,互相扶助,才能好好的生存,隨後又感到別人也與自己同樣的有好惡,設法圓滿的相處,前者是生存的方法,動物中也有能夠做到的,後者乃是人所獨有的生存道德,古人雲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蓋即此也。 此原始的生存的道德,即為仁的根苗,為人類所同具,但是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各民族心理的發展也就分歧,或由求生存而進于求永生以至無生,如猶太印度之趨向宗教,或由求生存而轉為求權力,如羅馬之建立帝國主義,都是顯著的例,唯獨中國固執著簡單的現世主義,講實際而又持中庸,所以只以共濟即是現在說的爛熟了的共存共榮為目的,並沒有什麼神異高遠的主張。從淺處說這是根據于生物的求生本能,但因此其根本也就夠深了,再從高處說,使物我各得其所,是聖人之用心,卻也是匹夫匹婦所能著力,全然順應物理人情,別無一點不自然的地方。 我說健全的思想便是這個緣故。這又是從人的本性裡出來的,與用了人工從外邊灌輸進去的東西不同,所以讀書明理的士人固然懂得更多,就是目不識一丁字,並未讀過一句聖賢書的老百姓也都明瞭,待人接物自有禮法,無不合于聖賢之道。我說可以樂觀,其原因即在於此。 中國人民思想本於儒家,最高的代表自然是孔子,但是其理由並不是因為孔子創立儒家,殷殷傳道,所以如此,無寧倒是翻過來說,因為孔子是我們中國人,所以他代表中國思想的極頂,即集大成也。國民思想是根苗,政治教化乃是陽光與水似的養料,這固然也重要,但根苗尤其要緊,因為屬先天的部分,或壞或好,不是外力所能容易變動的。中國幸而有此思想的好根苗,這是極可喜的事,在現今百事不容樂觀的時代,只這一點我覺得可以樂觀,可以積極的聲明,中國的思想絕對沒有問題。 不過樂觀的話是說過了,這裡邊卻並不是說現在或將來沒有憂慮,沒有危險。俗語說,有一利就有一弊,在中國思想上也正是如此。但這也是難怪的,民非水火不生活,而洪水與大火之禍害亦最烈,假如對付的不得法,往往即以養人者害人。中國國民思想我們覺得是很好的,不但過去時代相當的應付過來了,就是將來也正可以應用,因為世界無論怎麼轉變,人總是要做的,而做人之道也總還是求生存,這裡與他人共存共榮也總是正當的辦法吧。不過這說的是正面,當然還有其反面,而這反面乃是可憂慮的。中國人民生活的要求是很簡單的,但也就很切迫,他希求生存,他的生存的道德不願損人以利己,卻也不能如聖人的損己以利人。 別的宗教的國民會得夢想天國近了,為求永生而蹈湯火,中國人沒有這樣的信心,他不肯為了神或為了道而犧牲,但是他有時也會蹈湯火而不辭,假如他感覺生存無望的時候,所謂鋌而走險,急將安擇也。孟子說仁政以黎民不饑不寒為主,反面便是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則是喪亂之兆,此事極簡單,故述孔子之言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仁的現象是安居樂業,結果是太平,不仁的現象是民不聊生,結果是亂。這裡我們所憂慮的事,所說的危險,已經說明了,就是亂。我嘗查考中國的史書,體察中國的思想,於是歸納的感到中國最可怕的是亂,而這亂都是人民求生意志的反動,並不由於什麼主義或理論之所導引,乃是因為人民欲望之被阻礙或不能滿足而然。 我們只就近世而論,明末之張李,清季之洪楊,雖然讀史者的批評各異,但同為一種動亂,其殘毀的經過至今猶令談者色變,論其原因也都由於民不聊生,此實足為殷鑒。中國人民平常愛好和平,有時似乎過於忍受,但是到了橫決的時候,卻又變了模樣,將原來的思想態度完全拋在九霄雲外,反對的發揮出野性來,可是這又怪誰來呢?俗語雲,相罵無好言,相打無好拳。以不仁召不仁,不亦宜乎。現在我們重複的說,中國思想別無問題,重要的只是在防亂,而防亂則首在防造亂,此其責蓋在政治而不在教化。再用孟子的話來說,我們的力量不能使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也總竭力要使得不至於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不去造成亂的機會與條件,這雖是消極的工作,但其功驗要比肅正思想大得多,這雖然與西洋外國的理論未必合,但是從中國千百年的史書裡得來的經驗,至少在本國要更為適切相宜。 過去的史書真是國家之至寶,在這本總帳上國民的健康與疾病都一一記錄著,看了流寇始末,知道這中了什麼毒,但是想到王安石的新法反而病民,又覺得補藥用的不得法也會致命的。古人以史書比作鏡鑒,又或冠號曰資治,真是說的十分恰當。我們讀史書,又以經子詩文均作史料,從這裡直接去抽取結論,往往只是極平凡的一句話,卻是極真實,真是國家的脈案和藥方,比偉大的高調空論要好得多多。曾見《老學庵筆記》卷一有一則云: 「青城山上官道人北人也,巢居食松麨,年九十矣,人有謁之者,但粲然一笑耳,有所請問則托言病聵,一語不肯答。予嘗見之于丈人觀道院,忽自語養生曰,為國家致太平與長生不死皆非常人所能然,且當守國使不亂以待奇才之出,衛生使不夭以須異人之至,不亂不夭皆不待異術,惟謹而已。予大喜,從而叩之,則已複言聵矣。」這一節話我看了非常感服,上官道人雖是道士,不夭不亂之說卻正合於儒家思想,是最小限度的政治主張,只可惜言之非艱,行之維艱耳。 我嘗歎息說,北宋南宋以至明的季世差不多都是成心在做亂與夭,這實在是件奇事,但是展轉仔細一想,現在何嘗不是如此,正如路易十四明知洪水在後面會來,卻不設法為百姓留一線生機,俾得大家有生路,豈非天下之至愚乎。書房裡讀《古文析義》,杜牧之《阿房宮賦》末了雲,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而複哀後人也,當時琅琅然誦之,以為聲調至佳,及今思之,乃更覺得意味亦殊深長也。 上邊所說,意思本亦簡單,只是說得囉嗦了,現在且總括一下。我相信中國的思想是沒有問題的,因為他有中心思想永久存在,這出於生物的本能,而止于人類的道德,所以是很堅固也很健全的。別的民族的最高理想有的是為君,有的是為神,中國則小人為一己以及宗族,君子為民,其實還是一物。這不是一部分一階級所獨有,乃是人人同具,只是廣狹程度不同,這不是聖賢所發起,逐漸教化及於眾人,乃是倒了過來,由眾人而及于聖賢,更益提高推廣的。因為這個緣故,中國思想並無什麼問題,只須設法培養他,使他正當長髮便好。 但是又因為中國思想以國民生存為本,假如生存有了問題,思想也將發生動搖,會有亂的危險,此非理論主義之所引起,故亦非文字語言所能防遏。我這樂觀與悲觀的兩面話恐怕有些人會不以為然,因為這與外國的道理多有不合。但是我相信自己的話是極確實誠實的,我也曾虛心的聽過外國書中的道理,結果是止接受了一部分關於宇宙與生物的常識,若是中國的事,特別是思想生活等,我覺得還是本國人最能知道,或者知道的最正確。 我不學愛國者那樣專采英雄賢哲的言行做例子,但是觀察一般民眾,從他們的庸言庸行中找出我們中國人的人生觀,持與英雄賢哲比較,根本上亦仍相通,再以歷史中治亂之跡印證之,大旨亦無乖謬,故自信所說雖淺,其理頗正,識者當能辨之。陳舊之言,恐多不合時務,即此可見其才之拙,但於此亦或可知其意之誠也。 三十一年十一月十八日。 (《中和月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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