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與生活·國語改造的意見_周作人

國語改造的意見(1)

　　我於國語學不曾有什麼研究，現在只就個人感想所及，關於國語改造的問題略略陳述我的意見。我的意見大略可以分作下列三項：一，國語問題之解決；二，國語改造之必要；三，改造之方法。

　　國語問題現在可以算是已經解決了，本來用不著再有什麼討論，但是大家贊成推行國語，卻各有不同的理想，有的主張國語神聖，有的想以注音字母為過渡，換用羅馬字拼音，隨後再改別種言語。後者這種運動的起源還在十五六年以前，那時吳稚暉先生在巴黎發刊《新世紀》，在那上邊提倡廢去漢字改用萬國新語（即現在所謂世界語的Esperanto），章太炎先生在東京辦《民報》便竭力反對他，做了一篇很長的駁文，登在《民報》上，又印成單行的小冊子分散；文中反對以世界語替代漢語，卻贊成中國採用字母以便誦習，擬造五十八個字母附在後邊，這便是現在的注音字母的始祖了。

　　當時我們對於章先生的言論完全信服，覺得改變國語非但是不可能，實在是不應當的；過了十年，思想卻又變更，以世界語為國語的問題重又興盛，錢玄同先生在《新青年》上發表意見之後，一時引起許多爭論，大家大約還都記得。但是到了近年再經思考，終於得到結論，覺得改變言語畢竟是不可能的事，國民要充分的表現自己的感情思想終以自己的國語為最適宜的工具。總結起來，光緒末年的主張是革命的復古思想的影響，民國六年的主張是洪憲及復辟事件的反動，現在的意見或者才是自己的真正的判斷了。

　　我現在仍然看重世界語，但只希望用他作為第二國語，至於第一國語仍然只能用那運命指定的或好或歹的祖遺的言語；我們對於他可以在可能的範圍內加以修改或擴充，但根本上不能有所更張。埃及人之用亞剌伯語，滿洲人之用漢語，實際上未嘗沒有改變國語的例，但他們自有特殊的情況，更加以長遠的時間，才造成這個結果，倘若在平常的時地想人為的求成功，當然是不能達到的。一民族之運用其國語以表現情思，不僅是文字上的便利，還有思想上的便利更為重要：我們不但以漢語說話作文，並且以漢語思想，所以便用這言語去發表這思想，較為自然而且充分。

　　至於言語的職分本來在乎自然而且充分的表現思想，能夠如此，就可以說是適用了。但是我並不因此而贊成國語神聖的主張，我覺得我們雖然多少受著歷史的遺傳的束縛，但國語到底是我們國民利用的工具，不是崇拜的偶像。我所以為重要的並不是說民族系統上的固有國語，乃是指現在通行活用，在國民的想法語法上有遺傳的影響者，所以漢語固然是漢族的國語，也一樣的是滿族的國語，因為他們採用了一二百年，早已具備了國語的種種條件與便利，不必再去復興滿語為國語了。使已死的古語復活，正如想改用別國語一樣的困難而且不自然。倘以國語為神聖，便容易傾向于崇古或民族主義，一方面對於現在也多取保守的態度，難於改革以求適用。因此我承認現在通用的漢語是國民適用的唯一的國語，但欲求其能副這個重大的責任，同時須有改造的必要。

　　中國以前用古文，這也是國語，不過是古人的言語，現在沒有人說的罷了。思想自思想，文字自文字，寫出來的時候中間須經過一道轉譯的手續，因此不能把想要說的話直捷的恰好的達出，這是文言的一個致命傷。文言因為不是活用著的言語，單靠古人的幾篇作品做模範，所以成為一套印板似的格式，作文的人將思想去就文章，不能用文章去就思想，從前傳說有許多科甲出身的人不能寫一封通暢的家信，的確並不是笑話，便是查考現在學校的國文成績也差不多都是如此。改用國語教授當然可以沒有這個弊病了，但是現在的簡單的國語，就已足用，能應表現複雜微密的思想之需要了麼？

　　這是一個疑問。目下關於國語的標準問題，大家頗有爭論，京音國音之爭大約已可解決，但是國語的本身問題卻還未確定；有的主張以明清小說的文章為主，有的主張以現代民間的言語為主：這兩說雖然也有理由，卻都不免稍偏於保守，太貪圖容易了。明清小說裡原有好的文學作品，而且又是國語運動以前的國語著作，特別覺得有價值，然而他們畢竟只是我們所需要的國語的資料，不能作為標準。區區二三百年的時日，未必便是通行的障礙，其最大的缺點卻在於文體的單調。大家都知道文章的形式與內容是極有關係的，韻文與散文的界限無論如何變換，抒情的詩與敘事的賦這兩種性質總是很明顯的，在外形上也就有這分別。

　　明清小說專是敘事的，即使在這一方面有了完全的成就，也還不能包括全體；我們於敘事以外還需要抒情與說理的文字，這便非是明清小說所能供給的了。其次，現代民間的言語當然是國語的基本，但也不能就此滿足，必須更加以改造，才能適應現代的要求。常見有許多人反對現在的白話文，以為過於高深複雜，不過「之」改為「的」，「乎」改為「麼」，民眾仍舊不能瞭解。現在的白話文誠然是不能滿足，但其缺點乃是在於還未完善，還欠高深複雜，而並非過於高深複雜。我們對於國語的希望，是在他的能力範圍內，儘量的使他化為高深複雜，足以表現一切高上精微的感情與思想，作藝術學問的工具，一方面再依這個標準去教育，使最大多數的國民能夠理解及運用這國語，作他們各自相當的事業。或者以為提倡國語乃是專在普及而不在提高，是准了現在大多數的民眾智識的程度去定國語的形式的內容，正如光緒中間的所謂白話運動一樣，那未免是大錯了。那時的白話運動是主張知識階級仍用古文，專以白話供給不懂古文的民眾；現在的國語運動卻主張國民全體都用國語，因為國語的作用並不限於供給民眾以淺近的教訓與知識，還要以此為建設文化之用，當然非求完備不可，不能因陋就簡的即為滿足了。我們決不看輕民間的言語，以為粗俗，但是言詞貧弱，組織單純，不能敘複雜的事實，抒微妙的情思，這是無可諱言的。

　　民間的歌謠自有其特殊的價值，但這缺點也仍是顯著，我曾在《中國民歌的價值》（見《學藝》第二卷）一篇短文裡說過，「久被蔑視的俗語，未經文藝上的運用，便缺乏細膩的表現力，以致變成那種幼稚的文體，而且將意思也連累了。……所以我要說明，中國情歌的壞處，大半由於文詞的關係。」民間的俗語，正如明清小說的白話一樣，是現代國語的資料，是其分子而非全體。現代國語須是合古今中外的分子融和而成的一種中國語。

　　想建設這種現代的國語，須得就通用的普通語上加以改造，大約有這幾個重要的項目，可以注意。

　　一，採納古語。現在的普通語雖然暫時可以勉強應用，但實際上言詞還是很感缺乏，非竭力的使他豐富起來不可。這個補充方法雖有數端，第一條便是採納古語。無理的使不必要的古語復活，常會變成笑柄，如希臘本了革命的復古精神，驅逐外來語，以古文字代之，以至雅俗語重複存在，反為不便，學生在家吃麵包（Psōmion）而在學校須讀作別物（Artos系古文）。但這是俗語已有而又加入古語，以致重出，倘若俗語本缺而以古語補充，便沒有什麼問題了。中國白話中所缺的大約不是名詞等，乃是形容詞助動詞一類以及助詞虛字，如寂寞，朦朧，蘊藉，幼稚等字都缺少適當的俗語，便應直截的採用；然而，至於，關於，況且，豈不，而等字，平常在「斯文」人口裡也已用慣，本來不成問題，此外「之」字替代「的」字以示區別，「者」替代作名詞用的「的」字，「也」字用在注解裡，都可以用的。

　　總之只要是必要，而沒有簡單的復古的意義，便不妨儘量的用進去，即使因此在表面上國語與民間的俗語之距離愈益增加，也不足為意，因為目下求國語豐富適用是第一義，只要能夠如此，日後國語教育普及，這個距離自然會縮短而至於無，補充的古語都化為通行的新熟語，更分不出區別來了。但是我雖不贊成古今語的重出，對於通行的同意語，卻以為應當聽其並存，不必強為統一，譬如疾病，毛病，病痛這三個字，意義雖然一樣，其色度略有差異，足以供行文時的選擇；不過這也只以通行者為限，若從字典疒部裡再去取出許多不認得的同意語來，那又是好古太過，不足為訓的了。

　　二，採納方言。有許多名物動作等言詞，在普通白話中不完備而方言裡獨具者，應該一律收入，但也當以必要為限。國語中本有此語，唯方言特具有歷史的或文藝的意味的，亦可以收錄於字典中，以備查考或選用，此外不必過於博采，只聽其流行於一地方就是了。

　　方言裡的熟語頗有言簡意賅的，如江南的「像煞有介事」，早已有人用進文章裡去，或者主張正式的錄為國語，這固然沒有什麼不可，不過注音上略為困難，因為用國音讀便不成話，大抵只能仍用原音注讀才行。至於這些熟語的運用，當然極應注意，正如古奧的故典一般，必須用得恰好，才發生正當的效力，不然反容易毀壞文章的全體風格，在初學者尤非謹慎不可。

　　三，採納新名詞，及語法的嚴密化。新名詞的增加在中國本是歷來常有的事，如唐以前的佛教，清末的歐化都輸入許多新名詞到中國語裡來，現在只須繼續進行，創造未曾有過的新語，一面對於舊有的略加以厘訂，因為有許多未免太拙笨單調了，應當改良才好。譬如石油普通稱作洋油，似不如改稱煤油或石油，洋燈也可以改作石油燈，洋火改作火柴，定為國語，舊稱不妨聽其以方言的資格而存在。中國以前定名多過於草率，往往用一「洋」字去籠罩一切，毫無創造的新味，日常或者可以勉強應用，在統一的文學的國語上便不適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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