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與生活·新文學的要求_周作人

新文學的要求

　　一九二〇年一月六日在北平少年學會講演

　　今日承貴會招我講演，實在是我的光榮。現在想將我對於新文學的要求，略說幾句。從來對於藝術的主張，大概可以分作兩派：一是藝術派，一是人生派。藝術派的主張，是說藝術有獨立的價值，不必與實用有關，可以超越一切功利而存在。藝術家的全心只在製作純粹的藝術品上，不必顧及人世的種種問題：譬如做景泰藍或雕玉的工人，能夠做出最美麗精巧的美術品，他的職務便已盡了，於別人有什麼用處，他可以不問了。這「為什麼而什麼」的態度，固然是許多學問進步的大原因；但在文藝上，重技工而輕情思，妨礙自己表現的目的，甚至於以人生為藝術而存在，所以覺得不甚妥當。

　　人生派說藝術要與人生相關，不承認有與人生脫離關係的藝術。這派的流弊，是容易講到功利裡邊去，以文藝為倫理的工具，變成一種壇上的說教。正當的解說，是仍以文藝為究極的目的；但這文藝應當通過了著者的情思，與人生有接觸。換一句話說，便是著者應當用藝術的方法，表現他對於人生的情思，使讀者能得藝術的享樂與人生的解釋。這樣說來，我們所要求的當然是人生的藝術派的文學。在研究文藝思想變遷的人，對於各時代各派別的文學，原應該平等看待，各各還他一個本來的位置；但在我們心想創作文藝，或從文藝上得到精神的糧食的人，卻不能不決定趨向，免得無所適從，所以我們從這兩派中，就取了人生的藝術派。

　　但世間並無絕對的真理，這兩派的主張都各自有他的環境與氣質的原因；我們現在的取捨，也正逃不脫這兩個原因的作用，這也是我們應該承認的。如歐洲文學在十九世紀中經過了傳奇主義與寫實主義兩次的大變動，俄國文學總是一種理想的寫實主義，這便因俄國人的環境與氣質的關係，不能撇開了社會的問題，趨於主觀與客觀的兩極端。我們稱述人生的文學，自己也以為是從學理上立論，但事實也許還有下意識的作用；背著過去的歷史，生在現今的境地，自然與唯美及快樂主義不能多有同情。這感情上的原因，能使理性的批判更為堅實，所以我相信人生的文學實在是現今中國唯一的需要。

　　人生的文學是怎麼樣的呢？據我的意見，可以分作兩項說明：

　　一，這文學是人生的；不是獸性的，也不是神性的。

　　二，這文學是人類的，也是個人的；卻不是種族的，國家的，鄉土及家族的。

　　關於第一項，我曾做了一篇《人的文學》略略說過了。大旨從生物學的觀察上，認定人類是進化的動物；所以人的文學也應該是人間本位主義的。因為原來是動物，故所有共通的生活本能，都是正當的，美的善的；凡是人情以外人力以上的，神的屬性，不是我們的要求。但又因為是進化的，故所有已經淘汰，或不適於人的生活的，獸的屬性，也不願他復活或保留，妨害人類向上的路程。總之是要還他一個適如其分的人間性，也不要多，也不要少就是了。

　　我們從這文學的主位的人的本性上，定了第一項的要求，又從文學的本質上，定了這第二項的要求。人間的自覺，還是近來的事，所以人性的文學也是百年內才見發達，到了現代可算是興盛了。文學上人類的傾向，卻原是歷史上的事實；中間經過了幾多變遷，從各種階級的文藝又回到平民的全體的上面來，但又加了一重個人的色彩，這是文藝進化上的自然的結果，與原始的文學不同的地方，也就在這裡了。

　　關於文學的意義，雖然諸家的議論各各有點出入；但就文藝起源上論他的本質，我想可以說是作者的感情的表現。《詩序》裡有一節話，雖是專說詩的起源的，卻可以移來作上文的說明：

　　「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我們考察希臘古代的頌歌（Hymn）史詩（Epic）戲曲（Drama）發達的歷史，覺得都是這樣情形。上古時代生活很簡單，人的感情思想也就大體一致，不出保存生活這一個範圍；那時個人又消納在族類裡面，沒有獨立表現的機會，所以原始的文學都是表現一團體的感情的作品。譬如戲曲的起源是由於一種祭賽，仿佛中國從前的迎春。這時候大家的感情，都會集在期望春天的再生這一點上，這期望的原因，就在對於生活資料缺乏的憂慮。這憂慮與期待的「情」實在迫切了，自然而然的發為言動，在儀式上是一種希求的具體的表現，也是實質的祈禱，在文學上便是歌與舞的最初的意義了。後來的人將歌舞當作娛樂的遊戲的東西，卻不知道他原來是人類的關係生命問題的一種宗教的表示。

　　我們原不能說事物的原始的意義，定是正當的界說，想叫化學回到黃白術去；但我相信在文藝上這意義還是一貫，不但並不漸走漸遠，而且反有復原的趨勢，所以我們於這文學史上的回顧，也不能不相當的注意。但是幾千年的時間，夾在中間，使這兩樣相似的趨勢，生了多少變化；正如現代的共產生活已經不是古代的井田制度了。古代的人類的文學，變為階級的文學；後來階級的範圍逐漸脫去，於是歸結到個人的文學，也就是現代的人類的文學了。要明白這意思，墨子說的「己在所愛之中」這一句話，最注解得好。淺一點說，我是人類之一；我要幸福，須得先使人類幸福了，才有我的分；若更進一層，那就是說我即是人類。所以這個人與人類的兩重的特色，不特不相衝突，而且反是相成的。古代的個人消納在族類的裡面，個人的簡單的欲求都是同類所共具的，所以便將族類代表了個人。

　　現代的個人雖然原也是族類的一個，但他的進步的欲求，常常超越族類之先，所以便由他代表了族類了。譬如怕死這一種心理，本是人類共通的本性；寫這種心情的歌詩，無論出於群眾，出於個人，都可互相瞭解，互相代表，可以稱為人類的文學了。但如愛自由，求幸福，這雖然也是人類所共具的，但因為沒有十分迫切，在群眾每每忍耐過去了；先覺的人卻叫了出來，在他自己雖然是發表個人的感情，個人的欲求，但他實在也替代了他以外的人類發表了他們自己暫時還未覺到，或沒有才力能夠明白說出的感情與欲求了。

　　還有一層與古代不同的地方，便是古代的文學純以感情為主，現代卻加上了多少理性的調劑。許多重大問題，經了近代的科學的大洗禮，理論上都能得到了解決。如種族國家這些區別，從前當作天經地義的，現在知道都不過是一種偶像。所以現代覺醒的新人的主見，大抵是如此：「我只承認大的方面有人類，小的方面有我，是真實的。」人類裡邊有皮色不同，習俗不同的支派，正與國家地方家族裡有生理，心理上不同的分子一樣，不是可以認為異類的鐵證。我想這各種界限的起因，是由於利害的關係，與神秘的生命上的連絡的感情。

　　從前的人以為非損人不能利己，所以連合關係密切的人，組織一個攻守同盟；現在知道了人類原是利害相共的，並不限定一族一國，而且利己利人，原只是一件事情，這個攻守同盟便變了人類對自然的問題了。從前的人從部落時代的「圖騰」思想，引伸到近代的民族觀念，這中間都含有血脈的關係；現在又推上去，認定大家都是從「人」（Anthropos）這一個圖騰出來的，雖然後來住在各處，異言異服，覺得有點隔膜，其實原是同宗。這樣的大人類主義，正是感情與理性的調和的出產物，也就是我們所要求的人道主義的文學的基調。

　　這人道主義的文學，我們前面稱他為人生的文學，又有人稱為理想主義的文學；名稱盡有異同，實質終是一樣，就是個人以人類之一的資格，用藝術的方法表現個人的感情，代表人類的意志，有影響於人間生活幸福的文學。所謂人類的意志這一句話，似乎稍涉理想，但我相信與近代科學的研究也還沒有什麼衝突；至於他的內容，我們已經在上文分兩項說過，此刻也不再說了。這新時代的文學家，是「偶像破壞者」。但他還有他的新宗教——人道主義的理想是他的信仰，人類的意志便是他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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