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讀抄·蘭學事始_周作人

蘭學事始

　　在十一二年前日本菊池寬發表一篇小說，題名「蘭學事始」，敘述杉田玄白與前野良澤苦心譯讀和蘭解剖學書的事，為菊池集中佳作之一。「蘭學事始」本來是一部書名，杉田玄白八十三歲時所著，小說裡所講的大抵全以此為根據，明治初年此書雖曾刻木，已不易得，近來收入「岩波文庫」中始複行於世，價才金二十錢也。所謂蘭學本指和蘭傳來的醫學，但實在等於中國的西學一語，包含西洋的一切新知識在內。十六世紀以來葡西至日本互市傳教，日人稱之曰南蠻，和蘭繼之，稱曰紅毛，及德川幕府實行鎖國，嚴酷的禁止信教，其後只剩下和蘭一國繼續通商，地點也只限於長崎一處，於是和蘭的名號差不多成為西洋的代表了。

　　在長崎出島地方有一所阿蘭陀館，和蘭每年派一位甲必丹來住在那裡，仿佛是一種領事，管理交易的事，有官許的幾個「通詞」居間翻譯，在那時候通詞便是唯一的西洋語貯藏所，可是這也只能說話，因為文字的學習是犯禁的，有人著了一部《紅毛談》，內裡畫了字母的形象，便為政府所禁止沒收。但是求知識的人總想往這方面求得出路，有些醫生由通詞間接的去學幾個「蘭方」，有些學者如青木昆陽跑到長崎去請通詞口授，學了五百餘言的和蘭話回來。

　　當時社會稱此類具眼之士曰豪傑，野上臼川雲，元龜天正（一五七〇至九一）的時代持長槍的豪傑橫行于天下，享保（一七一六至三五）以後的豪傑則從長崎通詞家裡秘密的得到Woordenboek（字典），想憑此以征服不思議的未知世界。青木昆陽即是這豪傑之一，前野良澤乃是昆陽的弟子也。

　　前野良澤生於一七二三年，世代業醫，年四十七始就昆陽學和蘭語，次年往長崎，于昆陽所授五百言外又誦習二百餘言，並得字書及解剖圖志以歸。又次年為明和八年（一七七一），三月四日與杉田玄白等至千住骨之原刑場「觀髒」，見其一一與圖志符合，遂定議起手翻譯。杉田亦世醫，偶得圖志閱之，與漢醫舊說大異，及實驗後乃大服，提議譯述刊行以正繆誤，唯不通蘭語，推前野為譯主，約期集會，時前野年四十九，杉田三十九也。《蘭學事始》卷上紀其事曰：

　　「次日集於良澤家，互語前日之事，乃共對Tafel Anato- mia（案即Tabulae Anatomicae）之書，如乘無舵之舟泛于大海，茫洋無可倚托，但覺芒然而已。唯良澤對於此道向曾留意，遠赴長崎，略知蘭語並章句語脈間事，年長於予者十歲，乃定為盟主，亦即奉為先生。予則即二十五字亦尚未識，今忽然發起此事，乃亦學習文字並諸單語焉。

　　譯述此書應如何下手，先加以討論，如從內象起則必難瞭解，此書最初有俯伏全象之圖，此為表部外象之事，其名稱皆所熟知，取圖說記號併合研究差可著手，遂決定從此處下筆，即《解體新書》之形體名目篇是也。其時對於de（英文the）het（the，又代名詞）als（as）welk（which）等諸詞，雖略有記誦，然不能仔細辨解，故常讀之不解所謂。如眉者生於目上之毛也一句，盡春天的長晝終未明瞭，苦思直至日暮，互相睨視，僅只一二寸的文章終於一行不能解。

　　又一日讀至鼻者佛耳黑芬特者也，此語亦不可解，眾共討索此應作何解，實無法可通。其時亦無字典之類，唯良澤從長崎購得一簡略小冊，共檢之，在Verhëffend一語下注雲，樹枝斷處，其處佛耳黑芬特，又掃院落時，塵土聚集而佛耳黑芬特也。此是何義，又苦思強解如前，亦終未明。予思樹枝斷處接合則稍高，又掃地時塵土積聚亦成堆，鼻在面上正是堆起之物，然則佛耳黑芬特或即堆積之意。予遂言此語譯作堆積何如，眾人聞言甚以為然，遂決定如此譯。此時喜悅之情無可比喻，大有獲得連城之璧之概焉。……然語有之，為事在人，成事在天，如此苦心勞思，辛勤從事，每月凡六七會，每會必集，一無倦怠，相聚譯讀，所謂不昧者心，凡曆一年餘，譯語漸增，對於彼國事情亦漸自瞭解，其後如章句疏朗處一日可讀十行以上，別無勞苦而能通其意義矣。」

　　福澤諭吉序雲，「書中紀事字字皆辛苦，其中關於明和八年三月五日在蘭化先生宅，對Tafel Anatomia之書，如乘無舵之舟泛于大洋，茫洋無可倚托，但覺芒然云云以下一節，我輩讀之察先人之苦心，驚其剛勇，感其誠摯，未嘗不感極而泣。迂老與故箕作秋坪氏交最深，當時得其抄本，兩人對坐，反復讀之，至此一節，每感歎嗚咽無言而終以為常。」此並非誇誕之詞，求知識者的先驅的言行十分有悲壯的意味，《蘭學事始》不僅是醫學史文獻上一小冊子，在日本現代文化發展上更有重大意義者也正以此。

　　前野宅的翻譯事業經過四年的歲月，杉田筆述，凡前後十一易稿，成《解體新書》四卷，于安永三年（一七七四）出版，實為日本西學譯書之始。在十五年前即寶曆九年（一七五九）山脅東洋看了刑屍的解剖，作《藏志》一卷，凡剝胸腹圖九藏前面圖九藏背面圖脊骨側面圖共四圖，中有雲「向者獲蠻人所作骨節剮剝之書，當時碌碌不辨，今視之胸脊諸藏皆如其所圖，履實者萬里同符，敢不嘆服」，（原漢文）可見也曾參照西洋解剖圖，不過因為不懂得文字故所知不深罷了。但是在醫學史上也是一件重大的事情，疑古與實證的風氣總是自此發動了。（據富士川遊著《日本醫學史綱要》）

　　說到這裡我們不能不想起中國醫學界的「豪傑」玉田王清任先生來了。山脅的《藏志》出版於清乾隆二十四年，杉田的《解體新書》在乾隆三十六年，王清任的《醫林改錯》則在道光庚寅（一八三〇），比起來要遲了七十或五十多年了，但是他那精神卻仍是值得記念，他那境遇也更值得憐憫。《醫林改錯》臟腑記敘中云：

　　「自恨著書不明臟腑，豈不是癡人說夢，治病不明臟腑，何異于盲子夜行，雖竭思區畫，無如之何。十年之久，念不少忘。至嘉慶二年丁巳（一七九七）餘年三十，四月初旬游於灤州之稻地鎮。其時彼處小兒正染瘟疹痢症，十死八九，無力之家多半用代席裹埋，代席者代棺之席也，彼處鄉風更不深埋，意在犬食，利於下胎不死，故各義塚中破腹露髒之兒日有百餘。余每日壓馬過其地，初未嘗不掩鼻，後因念及古人所以錯論臟腑皆由未嘗親見，遂不避污穢，每日清晨赴其義塚就群兒之露髒者細視之，犬食之餘，大約有腸胃者多，有心肝者少，互相參看，十人之中看全不過三人，連視十日大約看全不下三十餘人。始知醫書中所繪臟腑形圖與人之臟腑全不相合，即件數多寡亦不相符。唯胸中隔膜一片其薄如紙，最關緊要，及余看時皆已破壞，未能驗明在心下心上是斜是正，最為遺憾。」

　　這樣的苦心孤詣的確夠得上算求知識者的模範了。但是，日本接連的有許多人，中國卻只一個。日本的漢法醫有到刑場觀髒的機會，中國則須得到義塚地去，日本在《藏志》之後有《解體新書》及其他，中國《醫林改錯》之後不知道有什麼。這是二者之不同。聽說杉田玄白用漢文譯述《解體新書》，一半理由固然在於漢文是當時的學術語，一半也因為想給中國人看，因為日本文化多受中國的恩惠，現在發見了學術的真理，便想送過去做個報答。中國人自己不曾動手，日本做好了送來的也不曾收到，咸豐年間英國合信（Hudson）醫士譯了《全體新論》送來，也不知道有沒有醫生看，——大約只有一個王清任是要看的，不過活著已有八九十歲了，恐怕也不及看見。從這裡看來中國在學問上求智識的活動上早已經戰敗了，直在乾嘉時代，不必等到光緒甲午才知道。然而在現今說這話，恐怕還不大有人相信，亦未可知。

　　（二十二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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