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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文學家的記念


  今年裡恰巧有三個偉大人物的誕生一百年記念,因此引起了我的一點感想來。記念——就是限定在文藝的國土內,也是常有的事,即如世間大吹大擂的但丁六百年記念,便是其一。但是現在所說的三個人,並非文藝史上的過去的勢力,他們的思想現在還是有生命有意義,是現代人的悲哀而真摯的思想的源泉,所以更值得記念。這三個人是法國的弗羅倍爾(Flaubert),俄國的陀思妥也夫斯奇(Dostojevski),法國的波特來耳(Baudelaire)。

  弗羅倍爾的生日是十二月十二日,在三人中他最幼小,但在事業上卻是他最早了。他於一八五六年發表《波伐理夫人》,開自然主義的先路,那時陀思妥也夫斯奇還在西伯利亞做苦工,波特來耳的《惡之華》也正在草稿中呢。他勞作二十年,只成了五部小說,真將生命供獻於藝術,可以說是文藝女神的孤忠的祭司。人生雖短而藝術則長。他的性格,正如丹麥批評家勃蘭特思所說,是用兩種分子合成:「對於愚蠢的火烈的憎恨,和對於藝術的無限的愛。這個憎恨,與凡有的憎恨一例,對於所憎恨者感到一種不可抗的牽引。各種形式的愚蠢,如愚行迷信自大不寬容,都磁力似的牽引他,感發他。他不得不一件件的把他們描寫出來。」

  他不是厭世家,或虛無主義者,卻是一個愚蠢論者(Imbecilist),這是怎樣適切的一個社會批評家的名稱呵!他又夢想斯芬克思(Sphinx)與吉邁拉(Chimaira)——科學與詩——的擁抱,自己成了冷靜而敏感,愛真與美的「冷血的詩人」。這冷血的詩人兩個字,以前還未曾聯合在一處,在他才是初次;他不但不愧為莫泊桑之師,也正是以後與當來的詩人之師了。

  陀思妥也夫斯奇生於俄曆十月三十日,即新曆的十一月十一日。他因為讀社會主義的書,被判處死刑,減等發往西伯利亞苦工十年。饑寒,拷打,至發顛癇,又窮困以至於死,但是他不獨不絕望厭世,反因此而信念愈益堅定,造成他獨一的愛之福音。文學上的人道主義的思想的極致,我們不得不推重陀思妥也夫斯奇,便是托爾斯泰也還得退讓一步。他所做的長短十幾篇的小說,幾乎無一不是驚心動魄之作。他的創作的動機正如武者小路所說,是「從想肯定人生的這寂寞與愛而生的。……陀思妥也夫斯奇的最後的希望,是從他想怎樣的不要把生而為人的事當作無意味的事情這一個努力而來的」。

  安特來夫在《小人物的自白》中說,「我對於運命唯一的要求,便是我的苦難與死不要虛費了。」這也可以說是陀思妥也夫斯奇的要求。他在小說裡寫出許多「被侮辱與損害的人」;他們雖然被人踏在腳下成了一塊不乾淨的抹布,但「他那濕漉漉的摺疊中,隱藏著靈妙的感情」,正同爾我一樣。他描寫下等墮落人的靈魂,表示其中還有光明與美存在。他寫出一個人物,無論如何墮落,如何無恥,但總能夠使讀者發起一種思想,覺得書中人物與我們同是一樣的人,使讀者看了歎道,「他是我的兄弟!」這是陀思妥也夫斯奇著作的精義,他留給我們的最大的教訓,是我們所應當感激記念的。(這節裡多引用舊譯《陀思妥也夫斯奇之小說》的文句,全文見《藝術與生活》。)

  波特來耳是四月九日生的。他十年中的著作,評論,翻譯以外,只有詩集《惡之華》一卷,《散文小詩》及《人工的樂園》各一卷。他的詩中充滿了病的美,正如貝類中的真珠。他是後來頹廢派文人的祖師,神經病學者隆勃羅梭所謂風狂的天才,托爾斯泰用了社會主義的眼光批評他說一點都不能瞭解的作家。他的染綠的頭髮與變態的性欲,我們只承認是一種傳說(Legend),雖然他確是死在精神病院裡。

  我們所完全承認而且感到一種親近的,是他的「頹廢的」心情,與所以表現這心情的一點著作的美。「波特來耳愛重人生,慕美與幸福,不異傳奇派詩人,唯際幻滅時代,絕望之哀,愈益深切,而執著現世又特堅固,理想之幸福既不可致,複不欲遺世以求安息,故唯努力求生,欲於苦中得樂,於惡與醜中而得善美,求得新異之享樂,以激刺官能,聊保生存之意識。」他的貌似的頹廢,實在只是猛烈的求生意志的表現,與東方式的泥醉的消遣生活,絕不相同。所謂現代人的悲哀,便是這猛烈的求生意志與現在的不如意的生活的掙扎。這掙扎的表現可以為種種改造的主義,在文藝上可以為弗羅倍爾的藝術主義,陀思妥也夫斯奇的人道主義,也就可以為波特來耳的頹廢的「惡魔主義」了。

  我在上面略述這三個偉大人物的精神,雖然未免近於做「搭題」,但我相信,在中國現在蕭條的新文學界上,這三個人所代表的各派思想,實在是一服極有力的興奮劑,所以值得記念而且提倡。新名目的舊傳奇(浪漫)主義,淺薄的慈善主義,正佈滿于書報上,在日本西京的一個朋友說,留學生裡又已有了喝加非茶以代阿布散酒(Absinth)的自稱頹廢派了。各人願意提倡那一派,原是自由的事,但現在總覺得欠有切實的精神,不免是「舊酒瓶上的新招帖」。

  我希望大家各因性之所好,先將寫實時代的自然主義人道主義,或頹廢派的代表人物與著作,略加研究,然後再定自己進行的方針。便是新傳奇主義,也是受過寫實的洗禮,經由頹廢派的心情而出的,所以對於這一面也應該注意,否則便容易變成舊傳奇主義了。我也知道這些話是僭越的,但因為這三個文學家的記念的感觸,覺得不能不說了,所以聊且寫出以寬解自己的心。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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