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虎集·新希臘與中國

新希臘與中國

　　近來無事，略看關於新希臘的文藝和宗教思想的書，覺得很有點與中國相像。

　　第一是狹隘的鄉土觀念。如有人問他是那裡人，他決不說希臘或某島某省，必定舉他生長的小地方的名字。即使他幼年出外，在別處住了二十三十年，那裡的人並不認他為本地人，他也始終自認是一個「外江佬」（Xenos）。

　　第二是爭權。他們有一句俗語雲，「好奴僕，壞主人，」便是說一有權勢，便不安分。所以先前對土耳其的獨立之戰，因為革命首領爭權，幾乎失敗。獨立之後，政治家又都以首領自居，互相傾軋，議院每年總要解散一回。

　　第三是守舊。本國的風俗習慣都是好的，結婚非用媒婆不可，人死了，親人（女的）須要唱歌般的哭，送葬的人都與死屍行最後的親吻。他們又最嫌惡歐化。

　　第四是欺詐。據說那裡的東西只有火車票報章和煙捲是有定價，其餘都要憑各人的本領臨時商定。做賣買的贏了固好，輸了賤賣了的時候也坦然的收了錢，心裡佩服買主的能幹。

　　第五是多神的迷信。一個英國人批評他們說，「希臘國民看到許多哲學者的升降，但終是抓住著他們世襲的宗教。柏拉圖與亞利士多德，什諾與伊壁鳩魯的學說，在希臘人民上面，正如沒有這一回事一般。但是荷馬與以前時代的多神教卻是活著。」詳夢占卜，符咒神方，求雨扶乩，中國的這些花樣，那裡大抵都有，只除了靜坐與采補。

　　我講了這些話，似乎引了希臘替中國解嘲，大有說「西洋也有臭蟲」之意。其實是不儘然。我要說的是希臘同中國一樣是老年國，一樣有這些壞處，然而他畢竟能夠擺脫土耳其的束縛，在現今成為一個像樣的國度，這到底是什麼緣故？

　　希臘人有一種特性，也是從先代遺留下來的，是熱烈的求生的欲望。他不是只求苟延殘喘的活命，乃是希求美的健全的充實的生活。宗教上從古代地母的秘密儀式蛻化來的死後靈肉完足與神合體的思想，說起來「此事話長」，不引也罷，且就國民生活的反影的文藝中引一個例。現代詩人巴拉瑪思（Palamas）的小說《一個人的死》裡，說少年美忒羅思（Metros）跌傷膝踝，醫好之後，腳卻有點跛了，他又請許多術士道姑之流，給他醫直。一個大術士用腳把他的筋踢斷，別一個來加以刀切手拗，又經道姑們鬼混了許久，於是這條腿已非割去不可，但他又不答應，隨後因此死了。他為什麼好了又請術士來踢斷，斷了又不肯割呢？他說，「或者將我的腿醫好，或者我死。」又說，「用獨只腳走還不如死。」小說中雲，「他或死了，或是終生殘疾，這有什麼不同呢？他們實在不大能夠分辨出這兩件壞事的差別。」他們對於生活是取易蔔生的所謂「全或無」的態度，抱著熱烈的要求。他們之所以能夠在現代的世界上占到地位，便在於此。但是中國卻怎樣呢？

　　中國人實在太缺少求生的意志，由缺少而幾乎至於全無，只要看屢次的戰亂或災殃時候的情形的記載，最近如《南行雜記》第三「大水」的一節，也就可見一斑。自然先生原是「有求必應」的靈菩薩，他們如不大要活，當然著照所請。但是求生是生物的本能，何以竟會沒有，所以我曾同一位日本醫生談起，他笑著不肯相信。然而中國人不大有求生意志，卻又確是事實。——近來我忽然想到，或者中國人是植物性的，這大約可以說明上邊的疑問。其實植物自然也要生活的，如白藤的那樣生活法，的確可以驚異，不過我覺得將植物的生活來形容中國人，似乎比動物的更切當一點。

　　中國人近來常常以平和耐苦自豪，這其實並不是好現象。我並非以平和為不好，只因中國的平和耐苦不是積極的德性，乃是消極的衰耗的證候，所以說不好。譬如一個強有力的人，他有迫壓或報復的力量，而隱忍不動，這才是真的平和。中國人的所謂愛平和，實在只是沒氣力罷了，正如病人一樣。這樣的沒氣力下去，當然不能「久于人世」。這個原因大約很長遠了，現在且不管他，但救濟是很要緊。

　　這有什麼法子呢？我也說不出來，但我相信一點興奮劑是不可少的；進化論的倫理學上的人生觀，互助而爭存的生活。尼采與托爾斯泰，社會主義與善種學，都是必要。不過中國又最容易誤會與利用，如《新青年》九卷二號隨感錄中所說，講爭存便爭權奪利，講互助便要別人養活他，「扶得東來西又倒」，到底沒有完善的方法。

　　（十年九月，在西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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