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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與術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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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刻現在」這個黑色的北京,還有這樣餘裕與餘暇,拿五六塊錢買一本茀來則(J. G. Frazer)的《古代王位史講義》來讀,真可以說有點近於奢侈了。但是這一筆支出倘若于錢袋上的影響不算很輕,幾天的燈下的翻閱卻也得了不少的悅樂。這是一九〇五年在坎不列治三一學院演講的稿本,第三板的《金枝》(The Golden Bough)中說的更為詳盡,其第一份「法術與王的進化」兩冊,即是專講這個問題的,但那一部大書我們真是嗅也不敢一嗅,所以只好找這九篇講義來替代,好像是吞一顆戒煙丸。他告訴我們法術(Magic)的大要,術士怎樣變成酋長,帝王何以是神聖不可侵犯:簡單的一句話,帝王就是術士變的。 這一點社會人類學上的事實給予我們不少的啟示,特別是對於咱們還在迷信奉天承運皇帝之中華民國的國民。君是什麼東西?我們現在比黃宗羲知道得更明確了。他本來是一個妖言惑眾的道士,說能呼風喚雨,起死回生,老百姓信賴他,又有點怕他,漸漸的由國師而正位為國君,他的符牌令旗之類就變了神器和傳國之寶。無論如何克聖克神允文允武的皇帝,一經照出原形,也就只是賽康節一流人,雖然或者還可以做軍師,總覺得不配做君師了。君為臣綱,現在已經過時了,至少在知識階級總要明白這一點。皇帝這東西的發生本來不是偶然的,于當時的文化過程上正是必要而且還很有益的,不過這正如嬰兒的繈褓,年紀稍大的時候便縛手縛腳地不好穿了。著者在第三講裡曾這樣說, 「法術的職業既影響及於野蠻社會之制度,大抵統治之權遂歸於最有才能者之手中,此即將權力從多數移轉於一人,亦即由民眾政治——實乃老人們的少數政治移轉於獨裁政治,蓋野蠻社會率由元老會議而非以壯年男子全體管理之也。此種改變,無論原因如何,或上代主宰的性質如何,總之是很有益的。君主之興起,在人類脫離野蠻狀態上殆為一必要的條件。世上更沒有別人像你們所謂民主的野蠻民族那樣為習俗與傳統所束縛者,也沒有別的社會那樣的進步遲緩困難者。以為野蠻是最自由的人類的舊說,正與事實相反,野蠻人雖不是一個看得見的主人的奴隸,但對於過去,對於先祖的鬼魂,他是一個完全的奴隸,他們跟住他從生到死,執了鐵棍統治著他。 凡他們所做的都是模範,不文的法律,他須得盲目地無言地遵從。所以有才智的人絕無機會可以去改革一點舊習慣。最能幹的人被最弱最笨的拉倒,因為一個不能升高,一個卻可以跌倒,自然以低等的立為標準。……人群發展之勢力一旦開始發動,(這是不能永久迫壓的,)文明的進步就比較地急速了。一個人崛起握了大權,他便可以在他的一生中成就好些改革,這在以前就是若干代的時光也還不能做成的;而且假如他是一個特別有智慧精力的人,他也自然會利用這些機會。就是暴君的胡為亂想也有用處,足以破壞那沉重地壓在野蠻人身上的習慣的鎖鏈。…… 這並非過言,上古的專制政治是人類的良友,而且又是,雖然聽去有點似乎古怪,自由的良友。因為在最絕端的專制,最厲害的暴政之下,比那表面似乎自由,而個人的景況自搖籃以至墳墓全由習俗的鐵模鑄好了的野蠻生活,更有自由行動的餘地,即自由地去想自己的思想,定自己的運命。」 哈利孫女士(J. E. Harrison)在她的《希臘宗教研究結論》中法術與神皇這一節裡,也簡單地說及, 「這個改變似乎是一個損失,因為成人的民主團體的統治換了一個獨裁君主了。但是歷史到處證明,真的自由在有才能的個人崛起占權時同時發生,全部落的民治只是一個空名,實在乃是元老專政(Gerontocracy)的暴政,幾個老人為青年們授戒,強迫他們承受部落的傳統。」 元老政治比專制還要有害,在現今高唱聖教,以若干老人統治中國的時代,這句話不由的覺得很是刺耳。在現今我們當然不再夢想明主,但族長更不見得可喜,國民大會也是別一種的元老專政,因為最弱最笨的正是老人的正統孫子。事實與科學決不是怎麼樂觀的。我讀這本小書也不禁悵然,覺得仿佛背上騎著一個山中老人,有如亞拉伯的水手辛八。 十六年四月二日。 注,水手辛八(Sinbad)的故事見《天方夜談》,又有單行譯本,名「航海述奇」,上海廣智書局發行,辛八名本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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