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虎集·偶感_學達書庫

偶感

　　一

　　李守常君於四月二十八日被執行死刑了。李君以身殉主義，當然沒有什麼悔恨，但是在與他有點戚誼鄉誼世誼的人總不免感到一種哀痛，特別是關於他的遺族的困窮，如有些報紙上所述，就是不相識的人看了也要悲感。——所可異者，李君據說是要共什麼的首領，而其身後蕭條乃若此，與畢庶澄馬文龍之擁有數十百萬者有月鱉之殊，此豈非兩間之奇事與啞謎歟？

　　同處死刑之二十人中還有張挹蘭君一人也是我所知道的。在她被捕前半個月，曾來見我過一次，又寫一封信來過，叫我為《婦女之友》做篇文章，到女師大的紀念會去演說，現在想起來真是抱歉，因為忙一點的緣故這兩件事我都沒有辦到。她是國民黨職員還是共產黨員，她有沒有該死的罪，這些問題現在可以不談，但這總是真的，她是已被絞決了，拋棄了她的老母。張君還有兩個兄弟，可以侍奉老母，這似乎可以不必多慮，而且，——老母已是高年了，（恕我忍心害理地說一句老實話，）在世之日有限，這個悲痛也不會久擔受，況且從洪楊以來老人經過的事情也很多了，知道在中國是什麼事都會有的，或者她已有練就的堅忍的精神足以接受這種苦難了罷？

　　附記

　　我記起兩本小說來，一篇是安特來夫的《七個絞犯的故事》，一篇是梭羅古勃的《老屋》。但是雖然記起卻並不趕緊拿來看，因為我沒有這勇氣，有一本書也被人家借去了。

　　十六年五月三日。

　　二

　　報載王靜庵君投昆明湖死了。一個人願意不願意生活全是他的自由，我們不能加以什麼褒貶，雖然我們覺得王君這死在中國幼稚的學術界上是一件極可惜的事。

　　王君自殺的緣因報上也不明了，只說是什麼對於時局的悲觀。有人說因為恐怕黨軍，又說因有朋友們勸他剪辮；這都未必確罷，党軍何至於要害他，剪辮更不必以生死爭。我想，王君以頭腦清晰的學者而去做遺老弄經學，結果是思想的衝突與精神的苦悶，這或者是自殺——至少也是悲觀的主因。王君是國學家，但他也研究過西洋學問，知道文學哲學的意義，並不是專做古人的徒弟的，所以在二十年前我們對於他是很有尊敬與希望，不知道怎麼一來，王君以一了無關係之「征君」資格而忽然做了遺老，隨後還就了「廢帝」的師傅之職，一面在學問上也鑽到「樸學家」的殼裡去，全然拋棄了哲學文學去治經史，這在《靜庵文集》與《觀堂集林》上可以看出變化來。（譬如《文集》中有論《紅樓夢》一文，便可以見他對於軟文學之瞭解，雖在研究思索一方面或者《集林》的論文更為成熟。）

　　在王君這樣理知發達的人，不會不發見自己生活的矛盾與工作的偏頗，或者簡直這都與他的趣味傾向相反而感到一種苦悶，——是的，只要略有美感的人決不會自己願留這一支辮發的，徒以情勢牽連莫能解脫，終至進退維谷，不能不出於破滅之一途了。一般糊塗卑鄙的遺老，大言辛亥「盜起湖北」，及「不忍見國門」云云，而仍出入京津，且進故宮叩見鹿「司令」為太監說情，此輩全無心肝，始能恬然過其耗子蝗蟲之生活，絕非常人所能模仿，而王君不慎，貿然從之，終以身殉，亦可悲矣。語雲，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巨，學者其以此為鑒：治學術藝文者須一依自己的本性，堅持勇往，勿涉及政治的意見而改其趨向，終成為二重的生活，身心分裂，趨於毀滅，是為至要也。

　　寫此文畢，見本日《順天時報》，稱王君為保皇黨，雲「今夏慮清帝之安危，不堪煩悶，遂自投昆明湖，誠與屈平後先輝映」，讀之始而肉麻，繼而「發豎」。甚矣日本人之荒謬絕倫也！日本保皇黨為欲保持其萬世一系故，苦心於中國復辟之鼓吹，以及逆徒遺老之表彰，今以王君有辮之故而引為同志，稱其忠藎，亦正是這個用心。雖然，我與王君只見過二三面，我所說的也只是我的想像中的王君，合於事實與否，所不敢信，須待深知王君者之論定；假如王君而信如日本人所說，則我自認錯誤，此文即拉雜摧燒之可也。民國十六年六月四日，舊端陽，於北京。

　　三

　　聽到自己所認識的青年朋友的橫死，而且大都死在所謂最正大的清黨運動裡，這是一件很可憐的事。青年男女死于革命原是很平常的，裡邊如有相識的人，也自然覺得可悲，但這正如死在戰場一樣，實在無可怨恨，因為不能殺敵則為敵所殺是世上的通則，從國民黨裡被清出而槍斃或斬決的那卻是別一回事了。燕大出身的顧陳二君，是我所知道的文字思想上都很好的學生，在閩浙一帶為國民黨出了好許多力之後，據《燕大週刊》報告，已以左派的名義被殺了。

　　北大的劉君在北京被捕一次，幸得放免，逃到南方去，近見報載上海捕「共黨」，看從英文譯出的名字恐怕是她，不知吉凶如何。普通總覺得南京與北京有點不同，青年學生跑去不知世故地行動，卻終於一樣地被禍，有的還從北方逃出去投在網裡，令人不能不感到憐憫。至於那南方的殺人者是何心理狀態，我們不得而知，只覺得驚異：倘若這是軍閥的常態，那麼驚異也將消失，大家唯有複歸於沉默，於是而沉默遂統一中國南北。

　　七月五日，於北京。

　　四

　　昨夜友人來談，說起一月前《大公報》上載吳稚暉致汪精衛函，挖苦在江浙被清的人，說什麼毫無殺身成仁的模樣，都是叩頭乞命，畢瑟可憐云云。本來好生惡死人之常情，即使真是如此，也應哀矜勿喜，決不能當作嘲弄的資料，何況事實並不儘然，據友人所知道，在其友處見一馬某所寄遺書，文字均甚安詳，又從上海得知，北大女生劉尊一被殺，亦極從容，此外我們所不知道的還很多。吳君在南方不但鼓吹殺人，還要搖鼓他的毒舌，侮辱死者，此種殘忍行為蓋與漆髑髏為飲器無甚差異。有文化的民族，即有仇殺，亦至死而止，若戮辱屍骨，加以後身之惡名，則非極墮落野蠻之人不願為也。吳君是十足老中國人，我們在他身上可以看出永樂乾隆的鬼來，於此足見遺傳之可怕，而中國與文明之距離也還不知有若干萬里。

　　我聽了友人的話不禁有所感觸。整一個月以前，有敬仔君從河北寄一封信來，和我討論吳公問題，我寫了一張回信，本想發表，後來聽說他們已隨總司令而下野，所以也就中止了；現在又找了出來，把上半篇抄在這裡：

　　「我們平常不通世故，輕信眾生，及見真形，遂感幻滅，憤恚失望，繼以訶責，其實亦大可笑，無非自表其見識之幼稚而已。語雲，『少所見，多所怪，見橐駝謂馬腫背，』痛哉斯言。愚前見《甲寅》《現代》，以為此輩紳士不應如是，輒『動感情』，加以抨擊，後稍省悟，知此正是本相，而吾輩之怪訝為不見世面也。今于吳老先生亦複如此，千年老尾既已顯露，吾人何必更加指斥，直趨而過之可矣。……」

　　我很同情于友人的憤激的話，（但他並不是西什麼，替他聲明一句，）我也仍信任我信裡的冷靜的意見，但我總覺得中國這種傳統的刻薄卑劣根性是要不得的，特別尤其在這個革命時代。我最佩服克魯巴金（？）所說的俄國女革命黨的態度，她和幾個同志懷了炸彈去暗殺俄皇，後來別人的彈先發，亞力山大炸倒在地，她卻仍懷了炸彈跑去救助這垂死的傷人，因為此刻在她的眼中他已經不是敵人而是受苦的同類了。（她自己當然被捕，與同志均處死刑了。）但是，這豈是中國人所能懂的麼？

　　十六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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