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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在南京學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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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與南京的關係相當不淺,雖然他在南京只是前後五個年頭,比起留學日本的七年來,時間要少些。他於前清光緒戊戌(一八九八)年閏三月十一日從紹興出發,經過杭州上海,於十七日到了南京。四月初五日寫信給家裡,說往江南水師學堂考試,作論文一篇,題為「武有七德論」,考取為試習生,將來有缺可補二班。他所進的是水師的管輪班,即是後來所謂輪機科,但是他在那裡只留了半年,於十月中回到家裡,那時他因為學堂裡太是「烏煙瘴氣」,已經退了學了。到了十一月二十四日又動身往南京去,改入江南陸師學堂附設的礦路學堂,十二月十七日家信附寄功課單一紙回來,可以證明已經考進學校了。至辛醜(一九〇一)年十二月初八日起畢業大考,壬寅(一九〇二)年正月決定派赴日本留學,二月十五日乃離南京赴上海,轉往東京去了。 那時前清政府還是用科舉取士,考試八股文和試帖詩,知識分子想求「上進」,只有走這一條道,才算是正路,此外如無錢捐官,只好去學幕,做「師爺」去了。學校還全然沒有,不過順了辦「江南製造局」的潮流,在南京杭州等處辦了幾個特殊的「書院」,教授格致等所謂西學,不過還是需要膳費,窮人沒法進去,只有關於軍事的,因為中國一直說「好男不當兵」,投考的人很少,所以特別不收膳費,而且每月還給津貼,這種機關當然不能稱為書院,所以改稱「學堂」。魯迅前後所進的便正是這種學堂,他之所以進去也並不是因為志願當海陸軍人,實在只為的可以免費讀書罷了。水師既然是烏煙瘴氣,結果只好改考陸師,恰巧其時開辦礦路學堂,附設在陸師學堂裡面,魯迅便往那裡去報考,論性質本與「格致書院」近似,大概因為附在陸師的緣故吧,名稱也就不叫書院而稱學堂了。 水師陸師兩個學堂都在南京的城北,水師距舊時的儀鳳門不遠,它有很高的機器廠的煙囪和桅竿,在近地便可望見,從城外進來是在馬路的右手。沿著馬路前去,前面一處名叫三牌樓,便是陸師學堂所在地,但是從水師往陸師去,中間還有一條便道,要近得不少,只是不能通車而已。水師陸師都是軍事學校,校長稱為總辦,照例是候補道充任,水師既是烏煙瘴氣,論理陸師也該相差不遠。可是不知怎的,陸師總辦比較要好得多,魯迅在校的後兩年,總辦俞恪士(名明震)乃是候補道裡很開通的人,後來魯迅對他一直很有敬意,在日記中說及稱為「俞師」。現在事隔五十餘年,陸師遺址幾乎無從查考,水師在國民政府時代聞曾作為海軍部官署,恐怕原狀也已什不存一了吧。 魯迅在南京這四年的修業,對於他的影響的確不算小。關於文史方面的學問,這一部分的底子他是在家裡的時代所打下的,但是一般的科學知識,則是完全從功課上學習了來,特別是關於進化論的學說,雖然嚴幾道的《天演論》原是赫胥黎一篇論文譯本,原名「進化與倫理」,不是通論。星期假日,學生常游之地多是下關碼頭,(吃茶在江天閣,)鼓樓,台城,夫子廟,(吃點心在得月臺,)後湖便難得去了。魯迅和幾個同學可能受了陸師的影響,卻喜歡騎馬,有一回他從馬上摔了下來,碰斷了一個門牙。他們又常跑馬到明故宮一帶去。那時明故宮是滿洲人駐防兵的駐所,雖然在太平天國之後,氣焰已經下去了不少,但是還存在很大的歧視,至少漢人騎馬到那裡去是很不平安,要遇著叫駡投石的。魯迅他們冒了這個危險去訪問明故宮,一部分也由於少年血氣之勇,但大部分則出於民族思想,與革命精神的養成是很有關係的。我于辛醜八月初到南京,旋考進江南水師學堂,至壬寅二月魯迅即往日本去,所以我直接知道的事情實在只有這大半年而已。從當年舊日記裡引用一節,作為一例。 「十二月二十四日,晴冷。午飯後步行至陸師學堂,道路泥濘,下足為難。同大哥談少頃,即偕至鼓樓一游,張協和君同去,啜茗一盞而返。予循大路回堂,已四下鐘矣。晚大哥忽至,攜來赫胥黎《天演論》一本,譯筆甚好。夜同閱《蘇報》等,至十二下鐘始睡。」這裡值得說明的,便是張協和這人。魯迅在學堂的時候,我去訪問,在宿舍內見到同住的人,乃是芮石臣,(原名芮體乾,畢業後改姓名為顧琅,)與張協和(名邦華)。後來派往日本留學,在這三人外加了伍仲文(名崇學),本來是「前五名」,又一個人則如魯迅在《朝花夕拾》中所說,因為祖母哭得死去活來,所以只好中止了。 這位張君與魯迅同班同房間,日本弘文學院同學,浙江兩級師範同事,又是教育部同事,直到魯迅離開北京一直有著交往。張君後來在南京教育部任職,到解放前國民黨政府逃往臺灣,他這才離開,回到北京,仍舊住在他的舊址:西城松鶴庵二十六號。他的年紀同魯迅差不多,前年走來看我,還很是康健。現在知道魯迅在南京時代的事情的人,住在北京的,大概只有我們兩人了吧。我就是不敢去煩擾他,他所知道的魯迅在學堂的情況,一定要比我多得多了。 (《新華日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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